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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我在延安访问了中共领导的部队的总司令朱德。下面是我当时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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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将军本人是一位身材结实、步履稳健、年纪58岁的和蔼可亲的人。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宽宽的脸庞，一双大大的安详的棕色眼睛，加上他富于理解的质朴，不同程度地使见到过他的美国人想起亚伯拉罕·林肯的主要特征。从外表看不出来他是一位勇猛无比的军事将领，一位世界知名的、经历过许多次最严峻最残酷的军事行动的战略指挥家。看上去他更像是任何人的父辈，在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的活儿以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解开衣扣，放松地靠在一边坐着，笑眯眯地和你交谈。这种谈话充满了他丰富的朴素的智慧，这是他从自己长年对各种事物的深刻了解中所得出的。所有这些特点都很适当地集中在他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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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问朱德将军的问题和他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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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你对当前中国的军事形势及其发展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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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的战事已持续了七年，我们仍然致力于挫败正在进攻的敌人。虽然目前是反攻的大好时机，但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充分。谈到敌人和我方的形势，我们发现日方在政治上正陷于孤立并处于一种日益增加的、不利于他们的全局形势之中，而它还在极力巩固其占领的大片领土，期盼着某种新的国际形势的转变。这种巩固表现在军事方面，就是日本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切断中国同盟国的军事联系，并把威胁日本的盟国空军基地往后推。经济方面，它打算利用我方的资源支持它在中国的战争。在游击战争开展得不好的地区，它取得了成功。相反，在我们建立了游击根据地的地方，它遭到了失败，我们经常破坏它的交通和生产，对其贸易实行封锁，切断它的人力、物力供应。总体来看，日本人取得了一些胜利，譬如在长江流域，他们可以为其部队取得给养。他们也可以从山西阳泉的大兵工厂得到一部分武器供应，这个兵工厂原来在太原，后来他们把厂址搬到了距离钢铁和煤炭资源较近的阳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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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在打通北平至广州的铁路线，企图进一步渗透，因而他们就会离开大平原而转向山区进攻，那样，他们的军事力量就不得不分散，交通也会困难起来。假如我们能动员更多的人力和资源——这是必要的——我们就可以粉碎这种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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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它的国际环境比之日本强百倍，但由于当前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政策是在试图打击日本的同时，也打击共产党和人民的民主要求，中国人民不能适当地动员起来，国家的潜在力量也就无从发挥。经济方面，我们人民的生产和金融资源也不能充分用于建立一种战时经济，而只能是为极少数人的利益服务。在交通方面，中国还没有抓住时机，利用我们伟大的人力资源对落后的技术予以补救。结果，我们不仅不能前进，在正规战场上，部队还继续遭到失败，这主要归咎于政治和经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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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在敌后有另一条战线。在这里，八路军和新四军十分充分地发挥了群众的力量，人民动员起来了，部队组织起来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建立起来了。经过七年的艰苦斗争，我们在敌后建立起一条新的战线，一支抗日的新军。正是因为敌人经常被迫分散兵力以对付我们，正规前线多年来才得以稳固。譬如洛阳，如果没有八路军在黄河北岸，就不会这么长时间仍留在中国人手里。因为在正规的前线没有采取相同的政策，也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游击部队在敌后没有得到有力支持（就他们的战绩和国家整体利益而言，他们是应该得到这样的支持的），因此，中国直到现在都没能阻止日本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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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善形势的可能性，可以讲，目前唯一可行的战略仍是利用机动和游击战术继续对敌人进行全面的消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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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敌人的薄弱环节就是在占领了大片领土之后，力量过于分散，这就给了我们机会机动地、逐个地打击其较小而孤立的据点，因此大大地将其削弱。在今天的条件下，这是中国唯一合适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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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中国的形势在未来能有所改善。只有当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有所改变时，正规前线的形势才有可能改观。只有取消了半封建、半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建立起民主政治，才有可能把人民武装起来，大规模地开展游击战。在军队内部，应停止灌输反共思想，使所有部队都树立起一个目标，即共同打败敌人。部队里的特务制度也须取消。具备了以上条件，加上把盟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分发给正规战线上的部队以及敌后战线上的我们的部队，我们就能巩固我们的地位，并且使两条战线上的部队能够同时发动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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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你认为什么是最好的同盟国战略？同盟国对中国帮助的最佳形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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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国的战略有两个方面：从海上到陆地和大陆进军打击日军。这符合尼米兹计划(2)，其理由是，大陆战争必须依靠由同盟国提供援助的中国的军事力量以及发展了的人民的力量。取得这一成果所需步骤之一是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给以快速和相当数量的援助，使其在盟军最后反攻中得以配合作战。没有这些基础，在中国打败日本几无可能。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负责正规战线的当局在军事、经济、政治方面的改革也是绝对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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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你是否承认在缅甸的中央政府军得到同美军一样的给养装备时，打仗也极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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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但是这些部队之所以能吃得好、穿得好，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不能给他们吃好穿好的那个军事和经济架构。同时也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使他们保存力量同时打击日本、共产党人和人民民主愿望的那种政治架构，他们面对的只有一个敌人日本。假如他们再次回到旧架构下，我以为他们的战斗力就会降低。不可忽视一些表面事实的内在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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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路军、新四军如何同盟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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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来讲，合作只能是非直接的。当日军在东南亚和盟军作战时，我们可在华中和华北加强对他们袭扰。再就是在我们根据地建飞机场，更好地营救盟军飞行员，提供有关敌人的情报，在我军控制下的河北、山东、江苏、广东沿海地区供应盟军潜艇的军需给养。然后可以从非直接合作发展为直接配合。假如盟军在中国沿海我们控制的地区登陆或从大陆南部向北进攻成为事实时，我们就可以直接以军事行动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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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路军和新四军需要盟军给予何种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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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弹药、无线电设备、医药及技术人员。我们欢迎盟军的技术顾问。空军合作，目前可限于运送一些我们所需要的物资（从另外的交谈中，我得悉，最急切需要的武器中有轻型的、可携带的小炮，用来摧毁铁路沿线敌人的碉堡，为此，火箭筒很可能用得上）。战术上的合作可以在将来进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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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作风始终是实事求是、生动活泼的。他对我们记者详详细细、实实在在地作了一次关于国共关系的回顾，从抗日战争前夕直到目前，他都亲身参与过。我们采访他的日期是1944年10月13日——我们刚从敌后游击区（请参阅下一章《在敌后》）回到延安不久，即将返回重庆。在这次采访后不到一星期，突然发生了史迪威将军（时任蒋介石的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被免职的不明智之举，这是蒋对罗斯福总统提出的要求，罗斯福不幸同意了。他的这一同意对中国未来的命运是决定性的，因为从此以后，中国国共两党战后合作的可能性就为重新爆发内战所取代。他的这一同意对美国未来的命运也是决定性的：在对华外交政策方面，支持中国实现战后和平的趋势发生了逆转，转而支持和供应蒋介石打内战；在总的国策方面，这是美国同未来的新中国断绝关系长达22年的前奏，美国为了围堵和扼杀新中国，在外部不惜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在内部，从“谁丢掉了中国”的歇斯底里狂叫发展到麦卡锡主义的瘟疫。他的这一同意甚至对全世界的命运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这是长达数十年的“冷战”的源头之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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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从中日战争发生前夕1936年的“西安事变”谈起。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于继续进行已历十年的反共内战感到不满，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迫他转向国内和平、团结抗日。当时周恩来是延安派出的代表，从中调停斡旋。蒋勉强同意后获得释放，恢复了作为国家和军队首脑的地位。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武装侵略，中国奋起抗战，由于人民的要求，国共两党保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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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国民党违反合作抗日的行动变本加厉，共产党政治家林祖涵（伯渠）携带了关于加强相互团结的二十点建议，从延安到达重庆。但国民党谈判代表不愿意把这一建议呈送给蒋介石，因此改为十二点书面建议，其余部分用口头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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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周恩来发表了回顾“谈判过程”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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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谈判的恢复是在新形势下促成的。1944年4月以后，中国中部的国民党战线沉寂已久，此时因日军重新发动进攻而迅速瓦解。但在北方，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却收复了越来越多曾被敌人占领的农村地区，从而显示出它的能力。只有在缅甸边境，在史迪威将军主持下在印度重新训练和补给的国民党部队表现得比较出色。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形势，加上国内和国际的压力，重庆的政局就有些松动的样子。表现之一是国民党勉强准许我们这个记者团去访问延安，稍后又有美军观察组（“迪克西使团”）因史迪威的力主和华盛顿急于战胜日本的要求而被派往延安。另外一个表现是在“国民参政会”中关于国内局势的讨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重新展开。“国民参政会”是在国民党政府战时首都成立的机构，参政员中有少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若干中间派政治团体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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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国民党设置了无数陷阱，讨论受到很多阻碍，最后事实上趋于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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