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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周恩来评论说，尽管梁说两党分歧正在解决过程之中，并且一再重申，中国确实应当避免内战，可是现实情况却与此不同，事实表明，上月对边区发生过多次袭击，即阎锡山的六十一军与日军和国民党军达成一致协议，进攻陕西的八路军，李品仙领导的军队攻击湖北的新四军部队，而这支部队营救过美国飞行员，当时还在进攻日军以牵制日军在正规前线的作战。罗茂宣（译音）率领的国民党军攻击了在广东东江地区作战的游击队。“这些事件表明，军事冲突仍在继续，内战危险尚未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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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总而言之，为了赢得抗日的最后胜利，国民党和共产党必须团结起来，两党之间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为此，需要统治当局和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策和那种削弱和消灭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必须立即将民主付诸实施，两党关系必须通过民主程序达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而这是共产党所衷心希望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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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周恩来的窑洞里采访他的。这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几个堆满了书报的书架。一个小小的发报机正开始发送第一批新华社新闻电讯。他不但关心报道的内容，当我问他所需的无线电器材如何取得时，他告诉我是他装在自己的手提箱里从重庆带来的。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连医药都不准供应，所以他总是利用经常来往于重庆与延安之间的便利，把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我长期为它工作）所募集到的药品和医疗设备带到延安，因为他的座车和行李是不准检查的。有时他甚至于把许多体积虽小但十分宝贵的物件——如牙科的钻头和外科手术用线——放在自己衣服口袋里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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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之后，1938年在临时首都武汉。我作为一个外国记者（当时是为美国合众社工作），经常到他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去访问，有时直接去拜访他。尽管我当时年轻、不成熟——我还没有满23岁——但他总是耐心而又热情地向我介绍情况。他说话有力、清晰、非常严肃而态度却又非常活泼——没有书生气、从不敷衍了事或使人感到枯燥乏味，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多次派助手来告诉我各种事件和动向，使我对形势不断有新的了解。有一次，他介绍我去采访叶挺将军（即将出任正在组建的新四军军长）。关于这次访问的报道后来在国外被广泛采用，成为研究新四军军史的一个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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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重庆，我作为一个外国记者，所获得的最可靠的消息都来自周恩来的办公室，有的是直接取得的，有的是通过龚澎或他的办公室的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同外国记者保持着经常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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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恩来在重庆时的情况，我有一些个人的记忆，写下来与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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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他的忘我工作。有一次他同外国记者交谈时，我发现他看上去非常疲惫，就建议他休息。他的回应是对我狠狠地瞪了一眼，他对我的态度向来是十分亲切友好的，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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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他作为领导的超凡魅力。在青年和老年知识分子的聚会中，他有时事先没有通报来到了会场，就会不动声色地站在门口，不惊动大家。但大家一旦发现了他，他马上就会成为一场生动活泼、富有意义的交谈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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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他的统一战线意识，即使是在最边缘的场合也不忽视。有一次，我们外国记者同董显光（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又为新闻检查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在一个公开的招待会上，他趁同我握手的机会，低声对我说，不要对董过分为难。他这样说是为了对董和他的更反动的上级区别对待，还是只想提醒我不要表现得过左，我不知道——不论是为什么，他的话含义是很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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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看到周恩来同中共代表团中其他同志相处时那“亲如一家”的气氛，也是很有教育意义和令人难忘的。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厨师、警卫、通讯员等），他都平等相待。像他这样从不吝惜自己的人，不管多忙，总是挤出时间来关心下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从婴幼保育到文娱晚会。我和另外一些外国友人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文娱晚会，他担任指挥，还同大家合唱一些延安的歌曲——他有很好的乐感，还是个不错的男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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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工作中，他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严格要求的，直到每一个具体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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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整个人格就是一首诗。一个有修养、有原则、有责任心、有内在力量的人。后来，他成为了新中国的“敬爱的总理”。其实，早在他成为总理之前，他就为人们所敬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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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苏儒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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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指未来的联合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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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者注］尼米兹指彻斯特·威廉姆·尼米兹（1885—1966），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计划”指“珍珠港事件”后，他担任太平洋舰队指挥兼太平洋地区司令官期间，在太平洋诸岛对日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系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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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译者注］本节译文曾参考作者所著《突破封锁访延安》一书的中文版，张扬、张水澄、沈苏儒译，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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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参阅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所著《史迪威以及美国在中国的经历1911—1945》（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New York：MacMillan，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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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译者注］本段译文曾参考前引《突破封锁访延安》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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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十九章 访问延安（三）：在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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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问延安和其他中共领导地区期间，最对我有启发的经历之一就是在敌后的一次旅程。下面是我在1944年10月9日从延安发给《纽约时报》的关于这次旅程的一篇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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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记者团另外两位外国记者刚刚完成了一次对中共领导的晋西北地区的访问，历时七周，行程千余英里，其中有17天是在八路军的敌后战场，有时骑马，有时步行，走了300英里。我们这次旅行是六年来第一次有外国记者去访问在敌人后方的中国“第二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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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短暂但见闻丰富的旅程中，我们目睹了八路军两次对敌人的成功袭击，有一次距攻击目标——日军据点为三英里，另一次只有500码。还有两次在摧毁敌人碉堡的战斗进行时，我们都在近处。我们自己有两次被敌军追踪，一次相距一英里；另一次十英里。有两个晚上，我们宿营的村子都在敌人封锁线碉堡的步枪射程之内，但这些村子的居民对敌人实行反封锁，在敌人碉堡四周埋了数以百计的土制地雷，设了陷阱和狙击手的掩体，所以除非有外面来的强大增援部队把道路扫清，否则碉堡里的敌人不敢出来。我们看到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画像竖立在距敌人仅一小时步行行程的地方，还有诸如“粉碎日本法西斯，拥护四强宣言！”这样的大幅标语，敌人从碉堡的瞭望孔里往外张望时一眼就能看到。我们通过这次战地访问，对于共产党的军队和当地居民在华北和华中各地对侵略者所进行的人民战争的性质、深度和各种形式，都获得了具体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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