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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回顾一下我们横渡大西洋到达美国的经过，以及我们在那里度过的忙忙碌碌的五年。我们乘坐的英国客货轮“埃克塞特城市”号离开英国后，我们所属的这支护航船队便分道扬镳，各自按自己的速度、沿自己的航线前进，船上的灯光许多年来第一次在漆黑的夜海里闪亮。这是一个人们可以大大松一口气的时刻——大西洋海域的战事已经结束，大批兵力正集结起来以结束太平洋战争。我们在新泽西的霍博肯上岸，我父亲已经在那里迎候我们了。他老了许多，显得有些憔悴，但高兴得眉开眼笑——这是多年来我们第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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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时住房紧缺，我们在纽约时代广场附近一家老旧的克拉里奇旅馆度过了抵达美国后的第一夜。窗外正在举行集会，推销战时公债，以支持尚在进行中的对日作战，喧闹声弄得我好几个小时没能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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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第二天早晨的报纸带来的却是一股新的“冷战”寒风。在粗体大标题下报道了《美亚》杂志（我在中国时，有时为这份杂志写稿子）的编辑和同事被捕的消息。一伙联邦调查局的人突然搜查了这家杂志的办公室，随后指控该杂志有意泄露“偷来的政府机密”，为间谍活动提供信息（虽然它刊登的内容和论述在今天都属于正当的“调查性新闻”）。被捕的人员中有我们的朋友约翰·谢伟思。他是一位在中国出生、会讲中国话、对中国事务有真知灼见的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曾任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政治参谋，并随同美军的“迪克西使团”在延安工作过几个月。跟史迪威一样，他曾敦促美国在打败日本的最后战斗中，与包括中共领导的军队在内的所有中国武装力量合作，并希望美国与未来的民主、统一的中国建立良好关系。谢伟思把他向美国政府提出的观点，在长期以来跟他持相同观点的杂志上发表了。对他的指控也就是这样一些材料。然而，随着史迪威将军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被召回国，一个大规模围剿美国国务院内中国问题官员的运动已经拉开序幕，挑头的是新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此人端着一副趾高气扬、自命不凡的架子，其实对中国事务一窍不通。后来的事实证明，谢伟思对中国形势所持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可是他却为此付出了代价——牺牲了自己的名誉和事业。（直到许多年以后才得到平反，再后来被公认为全美国目光最敏锐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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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邱茉莉和我来说，到达美国后的第一个早晨，并不仅仅是阴暗的，它后来也被证明对我们是有益的，因为它严肃地警示我们即将发生的事情——国会和主要媒体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叫嚷，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麦卡锡主义的其他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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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注定了我那本原来打算到美国来写的书，只会使我们同华盛顿正在形成中的政策处于全面、公开和严重对抗的地位。当时的背景是：虽然美国和蒋介石结成了事实上的反共联盟，并公然利用已经投降但尚未交出武器的日本军队，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及其越来越多的支持者们，拒绝向美蒋屈服。他们也没有像美国所期望的那样，被它拥有巨大杀伤力的原子弹所吓倒。他们谴责内战，主张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新国家。同时，如果内战证明是不可避免的话，他们也决不会为了避免最终摊牌而向任何现实的和潜在的种种威胁屈膝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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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到美国及随后的一些年头里，我们决定帮助“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开展工作。这是一个新的组织，其成员是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干涉中国内政的美国进步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果然不出所料，我们因此遭到了美国当局的敌意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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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此以前，就在我们到达纽约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就开始闻到了联邦调查局鹰犬的气息，虽然当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美国左派记者和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这位老朋友离开她所热爱的中国已经有很长时间，所以迫不及待地前来听我们介绍别后的情况。当时我们刚搬进滨河大道的一处单元房，这是一位外出度假的熟人转租给我们的。艾格尼斯进门不到半小时，门铃响了。一名彪形大汉说，他要检查一下屋内的冰箱。他一面往里走，一面眼珠子不住乱转，把每样东西都观察了一遍，根据他的举止，我们怀疑他显然是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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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史沫特莱谈得很晚，她就在我们家过夜。她是劳动妇女出身，第二天早晨离开前，把我们的厨房和垃圾桶彻底地擦洗了一遍——她显然认为，这活儿是我和邱茉莉这两个四体不勤的知识分子干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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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不速之客的真实目的，邱茉莉和我直到35年后才得以证实。一位史沫特莱研究者，在业已解密的联邦调查局档案中，发现了那个特务的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到史沫特莱在爱泼斯坦家里过夜，却只字不提邱茉莉也在家里。他和他的同类如何惯用捕风捉影的手法编造他们的“发现”，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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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太平洋战区的反法西斯战争还没有胜利结束，因此，尽管出现了这类令人不安的迹象，我们发现总的社会气氛仍跟以前罗斯福的新政时代差不多。在那个年代，虽然存在着逆流，但美国的平民百姓经过斗争，取得了许多思想和物质生活方面的改善，开始把左派当作朋友和同盟者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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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例子。纽约市C大道是工人聚居的地区，我们曾在这里的一栋没有热水、没有电梯的楼房里住过很短一段时间。我们在搬走时，把从中国带来的旧行李袋堆在人行道边上，等待出租汽车。一位行人以为我们是穷得交不起房租被房主撵出来的，他向街上的其他行人喊道：“被撵出来的房客！咱们把东西给他搬回去！”在房客与房主之间，他们自动站在房客一边。这是一种条件反射，是战前美国人民在反对经济大萧条的灾难中培植起来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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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联邦调查局把眼睛盯住我们的时候，这种精神再次表现出来。邻居们在没有受到我们请求的情况下，自愿为我们通风报信。这样做是危险的，因为“冷战”的乌云正越聚越紧。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的活动，对我们的监视也加强了。这种监视行动，有时似乎故意明目张胆地公开进行，也许是意在吓唬我们不要参加活动；有时则鬼鬼祟祟地暗中进行。我们在美国逗留的整个时期，这种监视从没间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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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取得了胜利，也遭受过挫折。它于1945年公开亮相，在一本小册子中，呼吁美国军队在打败日本人以后应立即撤回本国，并警告不要把美国的武器、人员错误地用作帮助蒋介石争夺全国政权的政治、军事和后勤支持。在中国的美国军人也担心会出现这种局面。“二战”结束后，许多士兵向他们的上级递交请愿书，要求立即复员回国。有的还在上海和其他中国城市上街游行，高呼：“我们要回家！”有时跟高呼“美国佬回家去！”的中国学生游行队伍擦肩而过，这成为双方共同的呼声。委员会请我们根据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验，以口头和文字形式对这一类消息发表评论，我们自然乐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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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赞助人和其他公众支持者激增，反映了美国公众反对干涉主义的情绪普遍高涨。当选主席的是我在武汉和台儿庄时期认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休）准将埃文斯·F．卡尔森。30年代初，卡尔森第一次在中国服役。后来，他在佐治亚州温泉度假营担任警卫部队司令，深得罗斯福的喜爱。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他返回中国任职。他访问过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这次访问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根据总统本人的命令，他直接向总统报告访问情况……“珍珠港事件”以后，他指挥一个训练有素的海军陆战队近战营，参与太平洋岛屿的作战，并因领导有方而荣获“战斗英雄”的称号。在指挥中，他采用了从八路军那里观察到的用政治鼓动促进军事训练的方法。他为近战营选择的作战口号是“Gung Ho”（“工合”的音译），这是从战时“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借来的，含义是：为了同一目标而“共同奋斗”。罗斯福的长子詹姆斯就在他手下服役，这表明总统对卡尔森是多么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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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推崇美国早期民主和革命价值的美国人，为中国的革命所吸引，卡尔森就是其中之一。美国官方公开全面支持蒋介石使他大为反感，他直言不讳，于1946年11月发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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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子孙后代将把杜鲁门当政时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背叛，看作美国外交史上所犯过的最大错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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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森将军的声明以及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战前就发表过的尖锐的反帝声明，加上战时史迪威将军的态度，这些都显示，在美国高级将领中，可能（而且确实）有一些与夜郎自大、虚张声势的麦克阿瑟、巴顿将军之流大相径庭的另一种类型的人。他们能把原则置于个人雄心和事业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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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信笺的抬头，除印有卡尔森的名字外，还有当时一些新闻界人士，如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小理查德·瓦茨、利兰·斯托以及当时美国主要自由派周刊《民族》和《新共和》的主编弗雷达－柯奇韦和迈克尔·斯特拉特。在资深的中国问题权威学者中，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卡林顿·古德里奇教授，两次荣获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家莱纳斯·波林；著名政界人士有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罗斯福新政的行政官员雷克斯福德·特格威尔，以及六位参、众议员。还有世界闻名的非洲裔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博士和保尔·罗伯逊。还有几个大工会组织的全国一级领导人，电影编剧和影星代表，其中有后来当上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当时他是电影演员公会的领导人。（我的姓名与后来的美国总统同时出现在一张信笺的抬头，这是唯一的一次。必须指出，里根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进步事业的支持者，正如后来公开的那样，他当时是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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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份是委员会的顾问。担任顾问的还有在中国工作过的其他新闻界人士，如埃德加·斯诺、休·迪恩、小理查德·瓦茨，以及1944年跟我一起突破封锁访问延安的哈里逊·福尔曼和根塞·史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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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委员会的积极分子队伍中增加了许多年轻的“二战”退役战士，他们纷纷越过太平洋，从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和朝鲜等地返回美国。其中有些人在他们所熟悉的部门或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从他们的个人经历出发，他们主张继续坚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目标，并很有见识地提出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为反对战后出现的反动倾向而进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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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是委员会的雇员和坚定的积极分子，在委员会的新闻刊物《远东聚焦》当了好几年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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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出版许多刊物和新闻简报外，委员会及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分会还派人到一些地方乃至全国发表讲演，就一些关键性问题组织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大会。我经常发表讲演，并为委员会的各种刊物、美国和加拿大的报纸以及《联合劳动新闻》（供应数十家工会周刊）写稿，就中国、亚洲和其他国际问题发表意见。在此期间，我完成了那本已酝酿了多年的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1947年由波士顿的小布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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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执行董事是精力充沛、勇气过人的莫德·拉塞尔。她曾在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过很长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她来到中国，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才离开。她亲眼目睹了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1925—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及蒋介石的背叛、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一度攻占湖南省省会长沙，以及1937年开始的中国抗日战争。在此期间，她为上海的贫困劳动妇女工作了好几年。在中国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者的革命运动中，莫德渐渐坚定地站到了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一边。应该说明，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美国工作人员，大多数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基督教女青年会与基督教男青年会不同，后者的部分工作对象是外国侨民社区，其成员中有不少是以寻求有利的机会和结交权势人物为目的的中国青年。与基督教男青年会不同，派遣来华的女青年会志愿者则置身于中国的组织机构之中，而不是凌驾于其上，也不是与之平起平坐。分配给她们的社会和教育工作主要在女工之中进行，而且多半是在拥有一些真诚无私的中国领导人的工业部门里。她们的工作，使她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同情心。回到美国后，那一代美国女青年会的秘书中，有许多成了委员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支持者。她们之中有：罗斯·特林、耿丽淑、莉莉·哈斯等。“美国促进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人艾达·普律德虽然不是女青年会工作人员出身，但也是一位性质非常相似的社会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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