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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联邦调查局把眼睛盯住我们的时候，这种精神再次表现出来。邻居们在没有受到我们请求的情况下，自愿为我们通风报信。这样做是危险的，因为“冷战”的乌云正越聚越紧。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的活动，对我们的监视也加强了。这种监视行动，有时似乎故意明目张胆地公开进行，也许是意在吓唬我们不要参加活动；有时则鬼鬼祟祟地暗中进行。我们在美国逗留的整个时期，这种监视从没间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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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取得了胜利，也遭受过挫折。它于1945年公开亮相，在一本小册子中，呼吁美国军队在打败日本人以后应立即撤回本国，并警告不要把美国的武器、人员错误地用作帮助蒋介石争夺全国政权的政治、军事和后勤支持。在中国的美国军人也担心会出现这种局面。“二战”结束后，许多士兵向他们的上级递交请愿书，要求立即复员回国。有的还在上海和其他中国城市上街游行，高呼：“我们要回家！”有时跟高呼“美国佬回家去！”的中国学生游行队伍擦肩而过，这成为双方共同的呼声。委员会请我们根据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验，以口头和文字形式对这一类消息发表评论，我们自然乐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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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赞助人和其他公众支持者激增，反映了美国公众反对干涉主义的情绪普遍高涨。当选主席的是我在武汉和台儿庄时期认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休）准将埃文斯·F．卡尔森。30年代初，卡尔森第一次在中国服役。后来，他在佐治亚州温泉度假营担任警卫部队司令，深得罗斯福的喜爱。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他返回中国任职。他访问过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这次访问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根据总统本人的命令，他直接向总统报告访问情况……“珍珠港事件”以后，他指挥一个训练有素的海军陆战队近战营，参与太平洋岛屿的作战，并因领导有方而荣获“战斗英雄”的称号。在指挥中，他采用了从八路军那里观察到的用政治鼓动促进军事训练的方法。他为近战营选择的作战口号是“Gung Ho”（“工合”的音译），这是从战时“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借来的，含义是：为了同一目标而“共同奋斗”。罗斯福的长子詹姆斯就在他手下服役，这表明总统对卡尔森是多么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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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推崇美国早期民主和革命价值的美国人，为中国的革命所吸引，卡尔森就是其中之一。美国官方公开全面支持蒋介石使他大为反感，他直言不讳，于1946年11月发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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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子孙后代将把杜鲁门当政时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背叛，看作美国外交史上所犯过的最大错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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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森将军的声明以及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战前就发表过的尖锐的反帝声明，加上战时史迪威将军的态度，这些都显示，在美国高级将领中，可能（而且确实）有一些与夜郎自大、虚张声势的麦克阿瑟、巴顿将军之流大相径庭的另一种类型的人。他们能把原则置于个人雄心和事业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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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信笺的抬头，除印有卡尔森的名字外，还有当时一些新闻界人士，如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小理查德·瓦茨、利兰·斯托以及当时美国主要自由派周刊《民族》和《新共和》的主编弗雷达－柯奇韦和迈克尔·斯特拉特。在资深的中国问题权威学者中，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卡林顿·古德里奇教授，两次荣获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家莱纳斯·波林；著名政界人士有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罗斯福新政的行政官员雷克斯福德·特格威尔，以及六位参、众议员。还有世界闻名的非洲裔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博士和保尔·罗伯逊。还有几个大工会组织的全国一级领导人，电影编剧和影星代表，其中有后来当上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当时他是电影演员公会的领导人。（我的姓名与后来的美国总统同时出现在一张信笺的抬头，这是唯一的一次。必须指出，里根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进步事业的支持者，正如后来公开的那样，他当时是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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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份是委员会的顾问。担任顾问的还有在中国工作过的其他新闻界人士，如埃德加·斯诺、休·迪恩、小理查德·瓦茨，以及1944年跟我一起突破封锁访问延安的哈里逊·福尔曼和根塞·史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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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委员会的积极分子队伍中增加了许多年轻的“二战”退役战士，他们纷纷越过太平洋，从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和朝鲜等地返回美国。其中有些人在他们所熟悉的部门或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从他们的个人经历出发，他们主张继续坚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目标，并很有见识地提出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为反对战后出现的反动倾向而进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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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是委员会的雇员和坚定的积极分子，在委员会的新闻刊物《远东聚焦》当了好几年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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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出版许多刊物和新闻简报外，委员会及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分会还派人到一些地方乃至全国发表讲演，就一些关键性问题组织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大会。我经常发表讲演，并为委员会的各种刊物、美国和加拿大的报纸以及《联合劳动新闻》（供应数十家工会周刊）写稿，就中国、亚洲和其他国际问题发表意见。在此期间，我完成了那本已酝酿了多年的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1947年由波士顿的小布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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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执行董事是精力充沛、勇气过人的莫德·拉塞尔。她曾在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过很长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她来到中国，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才离开。她亲眼目睹了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1925—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及蒋介石的背叛、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一度攻占湖南省省会长沙，以及1937年开始的中国抗日战争。在此期间，她为上海的贫困劳动妇女工作了好几年。在中国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者的革命运动中，莫德渐渐坚定地站到了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一边。应该说明，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美国工作人员，大多数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基督教女青年会与基督教男青年会不同，后者的部分工作对象是外国侨民社区，其成员中有不少是以寻求有利的机会和结交权势人物为目的的中国青年。与基督教男青年会不同，派遣来华的女青年会志愿者则置身于中国的组织机构之中，而不是凌驾于其上，也不是与之平起平坐。分配给她们的社会和教育工作主要在女工之中进行，而且多半是在拥有一些真诚无私的中国领导人的工业部门里。她们的工作，使她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同情心。回到美国后，那一代美国女青年会的秘书中，有许多成了委员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支持者。她们之中有：罗斯·特林、耿丽淑、莉莉·哈斯等。“美国促进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人艾达·普律德虽然不是女青年会工作人员出身，但也是一位性质非常相似的社会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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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是一位真正的杰出领导人，有能力应付任何紧急情况。她身体健壮，行动敏捷，有一头浅棕带灰色的浓发和一对真诚坦荡的眼睛。她驾着自己的车——或者更确切地说，开旧了一辆又一辆车——车上塞满文件和书籍，在全国东奔西跑，长途跋涉，到处发表演讲，散发材料。为了腾出时间来讲演和跟当地的支持者们联络，她常常一口气连开好几个小时车，中途不停。她的先辈是19世纪40年代驾着大篷车横跨北美大陆的首批西部拓荒者，跟她的先辈相比，她的胆量和毅力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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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调查局面前，莫德能够横眉冷对，以正压邪。有一次，一名联邦调查局人员想从莫德嘴里套出委员会的活动情况。他点了一些支持者的名字后，开始追问。莫德厉声答道：“你不能自己读吗？所有的名字都印在信笺抬头上！”来人赶紧缓和了一下紧张气氛，说道：“我也姓拉塞尔，我们可能还有些亲族关系呢。”莫德回敬道：“是吗？可能你是那些在去加州的艰难旅程中开小差的拉塞尔们的后代。”在她看来，在困难面前退却的懦夫是最没有出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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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令人难忘的是，在委员会最后的动荡岁月里，面对华盛顿国会里的反共委员会的传讯，她设计了一套应对策略。受到这种“邀请”的外地人在首都期间，每天可以领取25美元的食宿补助。莫德住在一些朋友和支持者们家里，不用花钱，但补助照拿。为了领得更多的补助，她还常常寻找借口，比如身体感到不适等等，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等到口袋里装满了最大限额的补助后，她返回纽约，得意洋洋地在办公室里炫耀道：“瞧！这些钱足够出版下一期《聚焦》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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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本人不拿报酬，因为她在自己家乡的州里继承了一笔家族遗产。即便这样，与国民党为了扩大在美国的影响而收买的“中国院外游说集团”相比，委员会的经费简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我们用勤奋和热情来弥补资金的不足。委员会历经坦途和坎坷，一直坚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还竭力主张美国应该立即承认新中国，并跟她建立贸易和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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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期间（1951—1953年），委员会承受麦卡锡主义的压力达到了顶峰，最后，在美国政府的直接干扰下被迫解散。但莫德继续昂首前进。她创办了一张自己的报纸《远东报道》，一直坚持到1989年。每年，她总要开车横跨美国大陆，进行讲学和散发书刊。我们曾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旅行，令我们终生难忘。我们在沿途的许多地方发表演说，其中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和约克，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和哥伦布，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和坐落在梅萨比-艾恩山区的希宾，犹他州的盐湖城和一个露天铜矿，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和洛杉矶。在加州期间，我们还向正在蒙特雷半岛阿西罗马尔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发表了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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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热烈地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委员会在当月出版的一期《东亚聚焦》封面上刊登了五星红旗，我相信这是在美国刊出的第一面全彩的五星红旗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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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和我还私下举行了一次庆祝活动。在时代广场的一个录音棚里，我引吭高唱激昂慷慨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曲许多年前我在天津听到过，它曾鼓舞中国的战士们在抗击日本侵略中英勇杀敌，现在已被确定为新中国的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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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配合形势的发展，委员会发起了一次新的签名运动，呼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承认、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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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代表团是由保尔·罗伯逊夫人埃斯兰达率领的妇女代表团。一位代表团成员给我带回一件礼品——珐琅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章——新中国的诞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宣告的。作为一名中国公民，30年后我成了这个组织的一员，这是我当时从没有想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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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纽约逗留期间，适逢身材魁梧、精力旺盛的著名“基督将军”冯玉祥来到美国。他也是我们委员会的讲演者之一。在历史上，他曾站在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一边，接受邓小平等共产党人到他的军队里工作。蒋介石血腥叛变后，他开始向右转，但没有参与蒋的大屠杀。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而冯玉祥则主张抵抗，并一度率领他的武装力量在北方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1937—1945年），蒋介石不给他军事指挥权，只给他一个没有实权的顾问闲职，以示安抚。但冯仍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实行有效合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公开发表讲话，反对蒋介石重启内战及美国支持国民党。他不仅在中国发表演说，而且在访美期间也这样。华盛顿起初试图诱使他采取“温和”（即亲蒋）立场，遭到冯坚决抵制，于是随后又对他实行缩短居留期限等报复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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