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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回到中国后，我把在延安时拿到的乐谱，连同美国印刷的莱格尔版乐谱、在英国时翻译的歌词，以及特伦顿演出的节目单，一并捐赠给了中国音乐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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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的头几年里，我们在美国过得还算“体面”。我们的其他活动包括跟右翼反对派人士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其中有：由“外交政策协会”主办的与约瑟夫·艾尔索普在费城的辩论，以及与弗雷达·厄特利等人在纽约市及全国性广播网进行的辩论（邱茉莉也在电台发表过类似的讲话）。在这段时间里，我还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亨利·卡西里亚的邀请，平生第一次接受电视访谈。40年代中期，美国的电视业还处于幼年时期，无法控制的炽烈灯光散发的热量，使得我唇焦舌敝，差点儿没被烤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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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众性”活动方面，我们曾同其他成员一起，前往纽约州卡茨基尔山区的夏季露营地，教在那里野营的工会会员和其他进步分子跳中国解放区的秧歌舞。秧歌是一种载歌载舞的民间艺术形式，寓娱乐与政治、社会教育于一体。它节奏欢快，身体摇摆，很容易学。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人们到处在扭秧歌，欢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我们教美国人扭秧歌，能帮助他们感受刚获得解放的中国农民的欢乐心情，培育他们对人民共和国的亲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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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1949年起，邱茉莉和我越来越频繁地受到警方的跟踪和骚扰。被人监视当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在我的记忆里，偶尔也有过令我意外地感到开心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在纽约西23街参加完一个会议后，走出大门，发现背后有人盯梢。我住在西123街，还要向北走100个街口。我打算坐地铁，但使我大为懊丧的是，我发现口袋里分文全无。当时我正年富力强，于是决定步行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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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给我背后那个年纪比我大、身体又笨重的“尾巴”出了个大难题。我加快脚步，他在后面紧跟，连呼哧呼哧的喘息声也顾不得掩盖了。他大概以为我去乘地铁，哪知我路过地铁站径直往前走；如果他知道我兜里没有钱，他很可能会给我买张票，然后跟着我跳上车。就这样，我一路往前走，他在后面一路跟。除了体重以外，他还穿着正式服装，脖子上打着领结，就如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对他的下属们要求的那副打扮，这使他的行动更加累赘。我想他回去后，至少要请假一周才能恢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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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位胡佛局长，就我所知，至少有一次我引起了他本人的注意。在斯坦福大学的档案材料中，我发现有一个卷宗上面写着我的名字，里面装着一封已经解密的信件，是国民党“中国院外游说集团”的积极支持者、美国人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写给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信上要求把我递解出境。科尔伯格是个商人，据说新中国成立前因进口中国童工的手工刺绣品而大发其财，这些孩子的视力却因此很快遭受了损害。他对中国革命进行报复真可以说不惜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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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腰缠万贯，却必定亲自光临我们的每次会议，并做着速记。科尔伯格在给胡佛的信上说，我对于美国是一个危险，不应让我待在这里。但这可能只是对我不断进行监视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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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名字还不断出现在联邦调查局“退休”密探们办的反共小册子《反攻》上。著名电影明星和编剧的名字只要一上这个印刷品，饱受恐吓的好莱坞电影制片厂马上就会把他们解雇。在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冗长的会议文件中，记录着受害者们被反复问及是否认识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和邱茉莉；如果认得，在何时、何地、因何原因以及如何认识的，等等。约翰·弗林之流还在他们的反共书籍中诬陷中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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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气氛下，移民局开始向我们开刀了。一个名叫莫尔斯的人打扮成我们的朋友，来到《联合劳动新闻》办公室对我们进行“友好访问”。当我被移民局叫去接受讯问时，他现出了本来面目，成了对我们的审问官，我们面临着被递解出境的威胁。委员会自身难保，我们的嘴巴遭到封杀，我们的朋友在保护自己的同时还要保护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继续留在美国似乎已经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决定返回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在那里，我们也许能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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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出现了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参战后不久，北京向纽约联合国总部派遣了一个代表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头20年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团的成员里，有些是我在香港和重庆期间对我很了解的人，包括后来出任中国外交部长的乔冠华。我找到了他，把我的要求告诉了他，结果我收到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邀请信，请我到她正在筹办的英文杂志《中国建设》（后来改名为《今日中国》）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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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战争的初期，另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是我在拥挤的纽约电车上听来的一段对话。在我身边站着两个年轻人，他们手拉吊环，海阔天空地神聊，从各自的女朋友长得如何漂亮到比较严肃的题目——朝鲜。其中的一个说，他很快就要奉命到那里去打仗了。另一个说，这可能意味着他们俩将永远不能再见。“中国人已经进去了——有五亿人（当时的中国总人口）呢。”这个年轻人对现实的看法，比起杜鲁门总统、迪恩·艾奇逊国务卿及美军战地总指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来，要清醒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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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持有英国护照，她先离开美国前往英国，后来在巴黎逗留了一段时间，在国际儿童基金会一个下属部门的负责人迈克尔·萨克斯博士手下工作了两个月。迈克尔战时曾在中国待过，并同情我们的观点。我因要办理过境国的签证手续，到1951年3月才启程，在波兰跟她会合，再从那里继续我们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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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自愿离开美国而不是被递解出境的。我是个没有国籍的人，把我递解到哪里去呢？美国移民局为此犯了难。再说，递解出境对我本人也是很不利的，因为从此我就不能再来美国了。但我终于在紧要关头离开了。因为，虽然移民局看到我离开很高兴，但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却要把我留下来，接受它的审讯，得知我获准离境，他们不禁大为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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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雨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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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转引自《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490页，1966年3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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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自默尔·米勒的《实话实说：亨利·杜鲁门自述》（Plain Speaking，an Oral Biography of Harry Tr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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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自《亨利·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考验与希望的岁月》第62页，纽约州加登市1956年出版（Memoirs by Harry Truman Vol．Ⅱ．Years of Trial and Hope．Garden City New York，1956：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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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库尔贝克编《美亚文汇》（Amerasia Papers by Kubek）。书中还有许多涉及指控谢伟思及其他美国官员帮助所谓“丢失中国”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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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二十三章 波兰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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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定返回中国，但怎样返回？邱茉莉有英国国籍，这没问题——她可以先去英国，再从那里转道中国。可是我，事情就复杂多了。我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邀请函，这可以跟波兰驻北京大使馆进行核实，我以出生在华沙为理由，向新波兰驻纽约总领馆申请护照。我想，既然世界上现在已经有了一批左翼国家以及左翼运动和政党，这不应该会有困难。然而困难出现了。“我们现在是一个政府。”总领事加列维奇提醒我说，因此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耗费一些时日办理国籍手续。就他个人而言，他对我表示同情。他本人也是犹太人，是纳粹种族大屠杀的幸存者，他让我看他前臂上的刺青，并说他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身上烫着烙印的总领事。虽然他不能给我办理护照，但他可以在对我的中国邀请函进行核实后，在我可以取得的任何其他旅行证件上加盖过境签证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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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得很，在美国，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可以在马路旁边随便找到一个公证人，就自己的身份向他宣誓，从而取得一份宣誓书。这东西本身并不是旅行证件，但如果有人在上面加盖了签证公章——加列维奇总领事可以做到这一点——不需其他手续，它就可以作为旅行证件把我送到波兰，到那里后再办理去北京的签证。我拿着这张东西，订了一张由纽约去波兰的船票，客轮名叫“巴托利”号，它是新生的波兰商船事业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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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亲密朋友到码头来为我热情送行，其中包括我的律师艾拉·戈洛宾。在旅途中，我遇到了一些有趣的旅伴。他们大多是回国定居的波兰人，还有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老兵，去波兰探望几十年未曾见面的姐妹。在我一时找不到手提箱的钥匙时，他教我怎样用回形针开锁——我没有打听他这门技术是为了应付本人的万一之需呢，还是以前曾经当过小偷。另一位中年匈牙利人——他的立场偏左，但仍是天主教徒——非常气愤地告诉我，他的加拿大牧师要求他定期地进行绝食，并不要跟他的妻子做爱，以抗议新生的匈牙利逮捕曾经为匈牙利法西斯主义者效劳的红衣主教明曾蒂。一位农民出身的前苏联士兵，在战争中被纳粹军队俘虏，后来移居加拿大，因为他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当苦力，最后他选择了返回苏联，虽然他明知从战俘营里出来的人回国后要受到是否有投降或背叛行为的严厉审查，通常会被遣送到劳动营去服苦役。我们抵达波兰格丁尼亚港后，他被一名身材魁梧、一身戎装的苏联军官接走，上了他的汽车后离去，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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