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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沙，我首先访问的一个单位是对外文化协会。在纽约时，我的波兰朋友、新闻记者维奥切克和高尔，以及波兰文化处的一位官员——他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都建议我到那里去。在协会，一位头发开始谢顶的男子接待了我，他叫鲁巴赫。我告诉他我认识上面提到的那几位，以及波兰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尤柳斯·卡茨·舒赫和波兰驻美大使、著名经济学家奥斯查尔·兰盖等人，他听着，脸上露出一副深信不疑和肃然起敬的表情。可是他最后不无遗憾地说道：“可惜你没有请他们写个条子，哪怕三言两语也行。”协会不能协助我在波兰参观，除非我能出示文件，哪怕一个便条也行。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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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协会在其权限范围内确实帮了我一些忙。他们向我介绍什么地方能看到有意义的展览——华沙到处都在举办展览。他们还送我几本好书——波兰优秀美术作品集以及波兰中世纪木刻家、也许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木刻大师维特·斯特沃什奇的作品集。鲁巴赫还亲自出马，找到了我那本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的波兰文译者贾莱克，随后他们两位带我在城里转了一下——显然是得到协会同意的，因为这样的活动，协会本身不便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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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先生是那个复杂时代的有趣产物。身材矮胖、性格开朗的鲁巴赫是个文学型人物，他告诉我他怎样撰写和发表作品而不愁挨批评。他有一个万应灵药式的私人资料索引库，当他发表任何见解时，他都能从中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斯大林的适当语录作为护身符。至于马、恩、列、斯对他的其他影响，他在平时的讲话中从未谈起过。贾莱克身材矮小，为人热情，他的英语很好，主要是通过大量阅读和“二战”期间在西欧跟美、英军队（由巴顿将军指挥）并肩战斗中学来的，当时他在一支波兰武装部队里服役。他是一位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听不进任何波兰不如人家的话。我们在一起的那些天，他密切关注着正在举行的环法国自行车大赛。波兰本来有希望摘取冠军的桂冠，但却只得了个第三。他掩盖住对波兰没有取得第一的失望，扬着脑袋说道：“我们毕竟获得了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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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华沙结交的一位好朋友，是当时波兰的主要报纸《人民论坛》的出色记者斯塔尼斯瓦夫·布罗兹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纽约，他是专程前来报道联合国的重要会议的，而我也是《联合劳动新闻》驻联合国的正式记者。后来我有幸再次与布罗兹基结伴，作为同一个记者团的成员，从北京前往板门店报道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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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朋友是我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早就认识的斯塔尼斯拉夫·弗拉托。他是医生，曾在西班牙反法西斯国际纵队服务，国际纵队失败后，他于1939年随同一批医生来到中国。弗拉托是一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在战前波兰反动政权的统治下，他在惨无人道的集中营里服过苦役。到1952年时，他在新波兰武装部队里的地位很高。会见一个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必须经过波军最高统帅康士坦丁·罗科索夫斯基本人的批准（罗虽然是波兰人，但他在“二战”中是一位著名的苏军元帅）。弗拉托不能跟我见面，派了另一位曾经到过中国的前国际纵队医生、时任格丁尼亚港首席卫生官员来看我。他们两人都在1951年以后的政治大清洗中遭到整肃。后来弗拉托出狱并得到彻底平反后，转到外交部门供职，回到中国当了很长时间的波兰驻北京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在此期间，我们经常见面，重续我们的友谊。但在那个时代，东欧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他在华沙波兰外交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被解除了职务，只因为他是犹太人。在60年代的那场反犹浪潮中，大多数（如果不说全部）犹太人都被逐出了波兰各级政府的领导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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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华沙的美国进步人士为数甚众，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自己国内麦卡锡主义的威胁正在抬头。美共高级党员比阿特利斯·约翰逊在波兰电台工作，她介绍我到那里去工作，主要任务是撰写一些与新中国有关的稿件，并做些广播谈话，这样既有助于提高我的社会地位，也可借以解决我的经济困境。五大三粗的博勒斯拉夫（比尔）·格伯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美国钢铁工人的杰出组织者，现在成为波兰工会机关报《劳动之声》日报的编辑。在我返回中国之前，他任命我为该报驻中国记者，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为它写过稿子。比尔后来被任命为波兰驻土耳其大使，一位罢工运动领袖出任外交官，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同在华沙的还有马克西姆·利伯，一位曾协助安排在东欧翻译出版我的作品的左翼文学出版商。他们中间还有一些更杰出的人物：波兰出生的著名数学家莱昂波尔德·因菲尔德教授及其夫人和孩子，以及他的姐夫、欧洲中世纪文化权威马格雷特·施劳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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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菲尔德是犹太人。在波兰后来出现的反犹高潮期间，正值周恩来总理到华沙进行正式访问。我听说在一次欢迎招待会上，周总理问起因菲尔德教授，因为他知道因菲尔德在科学界和进步人士中的声望。当时他正站在远离人群的一个角落里，周恩来看到他以后，穿过大厅，上前跟他握手，这是一个明确无误的姿态，表示他不赞同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搞反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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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是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是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在全世界，人们只有在华沙能看到两条主要的林阴大道并存的局面：一条以教皇皮乌斯六世的名字命名，另一条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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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1日，我平生第一次在华沙观赏了社会主义阵营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游行盛典。我站在人行道上，目睹50万人流高举红旗浩浩荡荡地走过，历经好几个小时。不久以后，我又目睹了天主教举行的基督圣体节大游行，大约也有50万人之众，人们打着宗教旗帜，牧师们在街上维持秩序，看不到警察。这些游行者之中，有多少也参加了“五一”大游行呢？这是一个只有在1951年的波兰才会出现的问题。而且，只有在波兰，人们才能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里的年轻军人经过教堂时，虔诚地脱帽致敬，不仅步行时这样做，坐在公共汽车上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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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自己：与同是天主教国家的法国和意大利相比，为什么对天主教的信仰在波兰——还有爱尔兰——要强烈得多？为什么在法国和意大利具有如此广泛的世俗的和反天主教的传统，而在波兰和爱尔兰非但不存在这样的情绪，而且刚好相反，很少有诸如嘲讽教士、僧侣和尼姑的大不敬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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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答案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天主教在几个世纪时间里跟政府和统治阶级紧密勾结在一起，因此成为被统治者和自由思想家们批评的对象，而在波兰（爱尔兰也一样），骑在他们头上的是外来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对于大多数波兰人来说，他们的大块领土处于以东正教为国教的沙皇俄国以及以路德新教为国教的普鲁士德国的统治之下，所以信奉天主教跟爱国主义和民族独立斗争是紧密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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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波兰，对教会的政策是合情合理的。举一个例子：在处理农村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上，对待上层教士和下层教士的政策是有区别的。教会的地产跟世俗地主一样，分配给它们以前的佃户。对于大多数农家出身的乡村牧师来说，他们在土地改革中同样能分得一份土地。这一政策，赢得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对新社会和新政府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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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各阶层波兰人一致欢迎的一个行动是重建华沙。波兰在18世纪时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标志着波兰在几个世纪中曾是一个独立王国的古老建筑，在“二战”中几乎被德国人摧毁殆尽。到1951年，华沙老城区已按照其原来的美丽风格全部重建完毕——玫瑰色的墙壁，许多建筑物还带有翠绿色的铜顶，只有城堡王宫仍在修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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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惨遭破坏的首都其他地区，大批居民住宅小区拔地而起。早期修建的小区之一坐落在穆拉诺夫区，这里原是犹太人居住区，后来在英勇的华沙贫民起义中，被杀人不眨眼的纳粹镇压者夷为平地。现在这里矗立着一座纪念贫民起义战士的青铜雕塑。前面提到过的我的美共友人比阿特利斯·约翰逊和她的年轻女儿就住在附近。我的波兰同行布罗兹基则住在另一个住宅小区莫科托夫，也是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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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4月抵达华沙，这给我带来了欢乐。在等待开往中国的轮船期间，我们在华沙和波兰其他地方参观了许多历史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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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军事博物馆里，看到17世纪波兰在抗击奥斯曼土耳其入侵和保卫欧洲的斗争中留下的文物和记载，我们还看到被瓜分后波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的大量遗物和记载，以及两个多世纪以来波兰爱国者参加其他民族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斗争的难忘事迹——科斯丘晓和普拉斯基是美国18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革命战争中的将军；杜姆布罗夫斯基是1870年巴黎公社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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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沙郊区的莱津基行宫，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处中国文化对18世纪波兰影响的古迹——一座附有仿中国式楼阁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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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喀尔巴阡山扎科帕内旅游胜地的途中，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在波洛尼诺村，仔细参观了列宁从沙俄流亡国外期间曾经居住和工作过的小屋——波兰被瓜分后，当时那个地区处于奥地利的占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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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逗留期间，我一再发现它是一个国家，而不只是当时执政的左翼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办妥了前往中国的签证，确定了启程日期，但是在几个星期之内没有去目的地的轮船。在此期间，我不得不数度延长在波兰的居留时间，这就必须到华沙警察局去办理临时延长手续，每次我都遭到一位官员的大声呵斥，他认为这是对待有求于他的人的合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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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波兰时，我再次谢绝了中国使馆要到码头送行的盛意，虽然这能为我解决许多具体麻烦。作为一名独立记者，拒绝官员（即使是最友好的官员）的帮助，几乎已经成为我的天性。虽然我早就相信，一名新闻工作者应该忠于某种事业，但我认为，这应该出于他本人的意志，而且应该根据他的作品来对他进行判断，而不应以谁是他的赞助者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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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波兰集悲哀、可爱和矛盾三者于一体。虽然屡遭蹂躏，这个国家产生过像科学家哥白尼和音乐家肖邦那样的巨人。更为光荣的是，她的儿女们不仅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解放，而且也为其他地方的革命斗争热情、忠诚地战斗和牺牲。可是，这个国家在独立期间，也压迫过自己国内的少数民族——犹太人和乌克兰人。此外，早在拿破仑时代，波兰的军队曾被法国用来镇压在遥远的海地被解放了的黑奴争取独立的斗争。但从历史上总体衡量，波兰及其人民为自由和进步所作的贡献占据着——我相信今后仍将占据着——一个光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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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雨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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