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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运动中，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和与政府做生意的私人企业，人人都必须对照“三反”“五反”的内容作自我检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方面的问题，然后听取与会者的意见。老实交代的人将得到从轻处理，或者完全免予处分。但不老实交代的人，不能指望得到从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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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精神是积极的和得人心的——用新的社会道德来代替令人憎恶的旧的社会道德。人们甚至检讨自己用公家的办公用品写私信这类事情。那时广泛流传着在中国访问不会丢失东西的故事，这是真实的。即使是扔在旅馆垃圾桶里的破袜子，服务人员也会追上来说：“你落下东西了。”这种良好的声誉远播海外。有一次在伦敦购物时，我妻子邱茉莉粗心大意，没有把挎包的拉锁拉上，结果钱包被人偷走了。她向英国警察报案，警察对她说：“你应该多加小心，别以为你还是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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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在几十年以后，盗窃在中国变得司空见惯——提包必须紧锁，门户必须紧闭。人们开始怀念解放初期清除和自我清除不良恶习的做法，以及同事间亲密无间的感情，觉得这非但可能，而且是做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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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了我们和中国同事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相同之处，但也还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异。在北京的早期岁月里，我仍穿着在美国穿的衣服，系着领带，而我的中国同事则清一色地穿着蓝色棉中山装（它是“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几十年前设计的，当时在国外却被误称为“毛服”）。这是一种外表上没有地位或财富标志的制服，人们穿着它常常感到骄傲，认为这是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和为他们服务的象征。此外，它很方便——剪裁得宽松，不管你怎样活动都很舒适；四个上衣口袋足以装下你要随身携带的东西；穿着它什么场合都合适——出席晚会或观看演出也不必换装，而且耐磨耐洗。就拿我来说，我巴不得尽快换穿中山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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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不是人人都如此。在我还穿着美式服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位新来的同事在解开他的中山装上衣领子时，露出了里面衬衣上打着的漂亮的真丝领带。虽然根据他的工作表现，没有理由怀疑他对革命是否拥护，但他肯定是在怀念他逝去的上海岁月——当年他曾是一名西装革履的风流公子。另一方面，也有人用这种清一色服装作为保护性的伪装。我听说那些穿着最邋遢、补丁最多的蓝色或灰色棉衣的人，常常是过去穿得最讲究的人，他们是想让人们忘掉这一点。多数普通人即使衣服旧一些，但收拾得很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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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艰苦朴素已经真正变成人们乐意接受的价值观念。邱茉莉和我后来领养的几个中国孩子，都不喜欢穿新买的衣服。他们的同学也一样，更乐意穿他们的哥哥姐姐们穿不下的，或者用大人衣服改制的衣服。有一次，我们给我们的小男孩买了一条新裤子，他却说：“你们不能给它缝上一两块补丁吗？这裤子看上去不够艰苦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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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顺便说一件小事。我常常觉得系上领带对我来说又紧又不舒服，到新中国后，我尝到了从领带中解放出来的甜头。可是，70年代以后，我看到领带作为一种时髦的正式服饰重新出现，心里感到非常遗憾——过去的“绞索”又回到我这又短又粗的脖子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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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期，中国多数公职人员实行“供给制”，而不是工资制。在衣服方面，每人每年可以领一套冬衣、两套夏装。口粮以未经加工的谷物价格计算。住房及主要家具由工作单位提供。即便如此，熟知内情的人也能看出等级差别来。有位朋友刚往我们不久前领来的新床上一坐，便立即宣布她的判断：根据她屁股的感觉，床垫的厚度说明我们享受的是什么级别的待遇。我们开玩笑说：“基本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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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食费相当充裕，饭菜也做得不错。主要负责干部的伙食花样多一些，对此谁都没有意见。但当他们从公共食堂转移到用屏风分隔的小饭厅后，批评就出现了——他们是否太脱离群众了？只管自己说话而不跟大家谈谈心？谈公事在办公室里照样可以谈嘛，为什么要单独吃饭，不跟群众随便交流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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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的立场是很鲜明的。它跟西方“大国”政府没有正常的外交接触，因为后者不承认这个新生的国家。但人民之间的友谊，生动地体现在1952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上。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代表。我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会议。邱茉莉作为一名英语技术人员参加大会工作。稍后，我们俩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担任同样的角色。这次活动对我们同样是名正言顺的，因为我是工会报刊的长期撰稿人；我们俩又都是工会会员，我是“美国报业公会”会员，邱茉莉是“美国文职及专业工作者联合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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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新闻媒体大肆宣扬的神话相反，新中国在国际关系和贸易方面，从未有意识地把自己孤立于“竹幕”之后。相反，就如亚太和平大会前后中国反复表示的那样，原则上她主张在和平和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商务关系——包括那些在朝鲜同中国打过仗和参与西方对中国禁运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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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7月，就在美国对华封锁甚嚣尘上的时候，中英签署了一项价值1000万英镑的贸易合同。中国副外长章汉夫在赞扬中英扩大贸易的同时指出，英国政府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对华禁运，是进一步发展两国贸易的主要障碍。当时正是朝鲜战争期间，英国派部队参加了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朝鲜停战后不久，工党领导人、前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率团访问北京，这也有助于促进两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交往。在旧中国，从未有这么高层的外国人物来过中国，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把他们吸引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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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中国就跟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1950年，中苏两国签署了共同防御同盟条约。之后不久，又跟新独立的印度及北欧一些中立国家很快建立了正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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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后，中国跟戴高乐领导的法国交换了大使。只有美国，在中国革命胜利23年后，即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时，才承认了这一现实，并于1979年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时间已整整过去了30年。在等待中，输家是华盛顿，而不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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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亚太和平大会上，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边境地区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受到指控并被记录在案。会上，一个由国际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小组提供了大量证据和证词，但西方的官方和舆论界却斥责这种指控是虚假的、不可能的、恶意的，等等。今天，历史学家阅读了当时的绝密文件后已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这个问题——美国军方确实生产并大规模储存过细菌武器，这些细菌武器同在朝鲜使用过的是一样的，而且其中许多是仿造残忍的日本人在战俘身上试验过的最早的细菌武器（作为交换，美国对交出试验被记录和结果的日本罪犯免予战犯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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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法西斯的战败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新关系也开始了。我们在早期访问北京郊区的卢沟桥时就看到了这一点。卢沟桥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地方，现在，不少日本朋友来到这里，保证他们将竭尽全力反对类似的事件重演。日本代表还在亚太和平大会上表示，他们决心让两国人民像他们的古代先辈那样和睦相处。这使我们再次回想起在抗日战争年代的延安和解放区。“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成员——其中有许多原来是战俘——为了说服仍在为皇军卖命的同胞停止反对中国人民（归根到底也是在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前线，有的还为此献出了生命。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取得的一项独一无二的成果，因为他们相信，各国劳动人民归根结底都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必须共同反对的敌人。其他对日作战国家的军队也抓获过日本士兵，但没有一个能取得这样的效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做到呢？这是我们在“二战”期间经常被西方盟国的官员、平民和军方问到的一个问题——起先他们不信，后来终于为事实所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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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新中国的活力正在日益显现，尽管在重建和复兴过程中面临着困难，尽管西方——特别是美国——喋喋不休地叫嚷中国作为一个实体已经不复存在、已经变成苏联的领地和工具（这期间，中国人民搞建设则被污蔑为“蓝蚂蚁”，作战则又被污蔑为“赤色团伙”）。然而，即使在解放初期的中国，没有任何东西能掩盖世人的耳目，人们都能看到新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光明前景——这是一种激发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革命的激情。中国的这次革命还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效应——加速西方国家殖民地的独立。在短短几年里，它们大多砸碎了身上的锁链，升起了它们自己的国旗。虽然这些新生国家的领导人一般都不是共产主义者，有的甚至是反共的，但在摆脱殖民主义桎梏的斗争中，他们绝大多数从中国革命中得到了鼓舞。稍后，1955年，这些国家在印尼万隆举行的历史性会议，就显示了这一点。再后来，1972年，许多新兴国家的代表团在联大的表决中再次表明了这一点。他们几乎一致投票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应有席位，同时驱逐依靠美国长期支持、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残余势力的代表。这在事实上标志着美国全面操纵联合国的历史最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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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在历次战争中都被战败，加上本国官僚政客的背叛出卖，列强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她，使她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孙中山悲痛地称之为“次殖民地”，意思是人人都能宰割的战利品）。在本章叙述的这些年月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国家，并显示出她充满着活力。她不仅在国际舞台上挺起了腰板，在国内，受尽各种各样阶级压迫之苦的广大劳动人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也挺起了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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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任务是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分阶段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复杂的摸索和渐进的过程，需要经历反复的磨难和挫折，要持续到20世纪末，甚至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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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雨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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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来，经宋庆龄生前同意，《中国建设》杂志改名为《今日中国》（China Today），现在仍以这一刊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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