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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藏族人认为，汉族干部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下面这件事就说明了这一点：当中国的中央政府决定把大多数汉族干部撤出时，西藏自治区要求许多人继续留下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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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旧西藏说成是尊重“人权”的地方，这纯粹是谎言。旧西藏的社会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人权。昔日的喇嘛寺也不是什么乐善好施、崇尚文化的净土。少数达官贵人，像各地封建社会的同类一样，是富有的。他们联系广泛，受过良好的教育，喜欢进口的奢侈品，如罗莱克斯金表、派克金笔和最昂贵的德国照相机。但是，绝大多数农奴出身的西藏普通僧侣却过着艰苦的生活，伐木拉水，居住在牲口棚一样的破烂茅屋里。他们能够凭记忆唱一些祈祷词，但是不识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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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的汉族人在西藏“压倒”了藏族人。这也是不真实的。大多数以个人身份到西藏的汉族人凭自己的一技之长赚钱，他们都认为这里太艰苦，干一段时间，就回自己的老家了。在西藏自治区，汉族人从来没有占到当地居民总数的10％，将来也不可能达到这一数字。藏族人口在过去的30年间翻了一番，从大约100万人增加到200万人以上。这得益于营养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以及生育率的提高。西藏人的预期寿命提高了一倍多。中国政府对汉族实行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而包括藏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则不受这个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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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实际上翻了一番。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就没有必要反驳这样的谬论了：如外国有人胡说什么有“100万”藏族人死于汉族的镇压。因为西藏初期根本就没有100万藏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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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从过去向现在和将来的发展，要比整个中国更加复杂一些，会有更多的曲折。如果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曲折也许会减少一些。如果把“西化”作为指导方针，那就会产生一系列新的隐患，酗酒、吸毒等等现象现在已经出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和外国的许多应声虫大肆叫嚷的所谓“对藏族文化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内地，而是来自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影响主要是缩小了封建势力，从而使西方的影响失去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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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轻的流亡者大多能讲一口流利的侨居国语言，而不会讲藏语。而在西藏，藏语是主要语言，汉语居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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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以前的旧中国，实行的是鄙视和剥削少数民族的政策。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政策。汉族必须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和他们的自治区，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面实现真正的平等。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的革命领袖和政府领导人，多次批判旧思想，尤以毛泽东批判得最厉害。不过，旧思想的残余有时仍然会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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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在他们的参加和支持下，西藏的阶级压迫制度已经被铲除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左派”的汉族至上的变种。他们坚持认为，对藏族人来说，最进步的事情就是照搬汉族地区的模式。某些藏族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事实上，这导致专断的行动，影响了人民群众的信心。在中国的其他地区，也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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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狂热的时期结束以后，商业上的考虑又占了上风。许多藏族人的感情受到了来自另一个方向的侮辱。一些猎奇的游客，像幽灵似的追逐他们的一些风俗习惯，例如“天葬”：死人的尸体被肢解以后，让兀鹫啄食干净，不留痕迹。在西藏人看来，这是尸体光荣的归天之举。若干年来，西藏禁止病态的好奇者窥视兀鹫啄食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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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藏族人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家庭中，日子过得是比较好的。如果他们“独立”，是不会有这样的好日子的。那样的“独立”绝不会是真正的独立，不过是成为别人的附庸而已。毫无疑问，这样的西藏将成为国际上刺探中国的工具，随着气候的变化，或被操纵，或被抛弃。西方的全球地缘政治战略家们，甚至可能使西藏扮演北约前哨基地的角色，以便北约从欧洲通过中亚对中国内地施加压力。但是，如果这些阴谋诡计得逞的话，那么，丧失的只会是西藏和藏族人的平静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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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权问题上叫嚷得最凶的是美国。其实，美国的人权状况并非尽善尽美。美国的土著印第安人世世代代被剥夺了土地和他们的特性。他们变得一无所有，甚至被作为“野蛮人”而从肉体上消灭。这种状况作为“征服西部”的一部分而被罗曼蒂克化。甚至在美国语言中也有所反映，如：“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多少世纪以来，美国黑人的处境也是如此。虽然最坏的情况表面上已经没有了，但是，种族歧视的残余仍然处处可见。美国在国内有那么多值得改善的地方，然而，它却号召为“西藏的困境”而挥洒同情之泪，岂不贻笑大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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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宗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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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过程在我的《西藏的变迁》（Tibet Transformed）一书中作了详细的报道，此书是根据在当地进行的数百次采访所作的数千页笔记写成的。本章是一篇简短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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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wa Norbu．Red Star Over Tibet．London，1974：P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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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inchen Dolma Taring．Daughter of Tibet．London，1970：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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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ervyn C，Goldsfein．Serfdom and Mobility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May 1972．作者的妻子是一个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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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hn Kenneth Knaus．Orphans of the Cold War．New York：Public Affair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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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maury de Riencourt．Roof of the Word-Key to Asia，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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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owell Jr．Thomas．Out of this Word．New York，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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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瑙斯在书中第168页上写道：“在华府，包括总统在内的一小批官员，通过去年夏天空降下去的、由中央情报局训练出来的无线电报务员发来的电讯，一直在关注着达赖喇嘛的行程。早在拉萨叛乱几个月之前的准备阶段，这些报务员就空投到凯卡姆地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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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包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的谢尔教授（Prof．Orville Schell），他常把整个新中国作为讽刺对象；还有乔纳森·米尔斯基（Jonathan Mirsky），他对中国一直持敌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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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译者注］本章藏族人名的翻译承北京民族出版社藏文编辑室江嘎等同志惠予协助，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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