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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以前的旧中国，实行的是鄙视和剥削少数民族的政策。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政策。汉族必须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和他们的自治区，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面实现真正的平等。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的革命领袖和政府领导人，多次批判旧思想，尤以毛泽东批判得最厉害。不过，旧思想的残余有时仍然会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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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在他们的参加和支持下，西藏的阶级压迫制度已经被铲除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左派”的汉族至上的变种。他们坚持认为，对藏族人来说，最进步的事情就是照搬汉族地区的模式。某些藏族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事实上，这导致专断的行动，影响了人民群众的信心。在中国的其他地区，也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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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狂热的时期结束以后，商业上的考虑又占了上风。许多藏族人的感情受到了来自另一个方向的侮辱。一些猎奇的游客，像幽灵似的追逐他们的一些风俗习惯，例如“天葬”：死人的尸体被肢解以后，让兀鹫啄食干净，不留痕迹。在西藏人看来，这是尸体光荣的归天之举。若干年来，西藏禁止病态的好奇者窥视兀鹫啄食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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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藏族人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家庭中，日子过得是比较好的。如果他们“独立”，是不会有这样的好日子的。那样的“独立”绝不会是真正的独立，不过是成为别人的附庸而已。毫无疑问，这样的西藏将成为国际上刺探中国的工具，随着气候的变化，或被操纵，或被抛弃。西方的全球地缘政治战略家们，甚至可能使西藏扮演北约前哨基地的角色，以便北约从欧洲通过中亚对中国内地施加压力。但是，如果这些阴谋诡计得逞的话，那么，丧失的只会是西藏和藏族人的平静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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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权问题上叫嚷得最凶的是美国。其实，美国的人权状况并非尽善尽美。美国的土著印第安人世世代代被剥夺了土地和他们的特性。他们变得一无所有，甚至被作为“野蛮人”而从肉体上消灭。这种状况作为“征服西部”的一部分而被罗曼蒂克化。甚至在美国语言中也有所反映，如：“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多少世纪以来，美国黑人的处境也是如此。虽然最坏的情况表面上已经没有了，但是，种族歧视的残余仍然处处可见。美国在国内有那么多值得改善的地方，然而，它却号召为“西藏的困境”而挥洒同情之泪，岂不贻笑大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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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宗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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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过程在我的《西藏的变迁》（Tibet Transformed）一书中作了详细的报道，此书是根据在当地进行的数百次采访所作的数千页笔记写成的。本章是一篇简短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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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wa Norbu．Red Star Over Tibet．London，1974：P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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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inchen Dolma Taring．Daughter of Tibet．London，1970：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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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ervyn C，Goldsfein．Serfdom and Mobility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May 1972．作者的妻子是一个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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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hn Kenneth Knaus．Orphans of the Cold War．New York：Public Affair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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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maury de Riencourt．Roof of the Word-Key to Asia，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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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owell Jr．Thomas．Out of this Word．New York，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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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瑙斯在书中第168页上写道：“在华府，包括总统在内的一小批官员，通过去年夏天空降下去的、由中央情报局训练出来的无线电报务员发来的电讯，一直在关注着达赖喇嘛的行程。早在拉萨叛乱几个月之前的准备阶段，这些报务员就空投到凯卡姆地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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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包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的谢尔教授（Prof．Orville Schell），他常把整个新中国作为讽刺对象；还有乔纳森·米尔斯基（Jonathan Mirsky），他对中国一直持敌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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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译者注］本章藏族人名的翻译承北京民族出版社藏文编辑室江嘎等同志惠予协助，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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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二十七章 在“文化大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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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晚才听说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消息。1966年夏天，我带着孩子们去北戴河休假。妻子邱茉莉回英国探亲去了。她在给我的一封信里问我是不是知道学生“红卫兵”已经在北京上街了，她是从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中看到这一消息的。对那边报上登载的报道，她好像感到困惑，也有点紧张。我复信安慰她说，西方记者报道“红色中国”的任何事情总会加以渲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生的年轻人继续革命，一定会是健全的，即使在开始时有点越轨行动（在群众运动中这是难免的），以后是会纠正的。我这样说，是想对现实情况作点理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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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政治运动（它们常常是突如其来的）我已司空见惯，但没有料到这一次的来势如此凶猛，真是史无前例，更没有想到运动的发展如此高潮迭起、路径曲折，以至于最后完全失去了控制。（难道有人能预见及此吗？）运动所要打倒的不但是旧社会的上层分子，还有那些在摧毁旧社会的斗争中的领导者和支持者，“红卫兵”要求所有这些人“举手投降”并且写“认罪书”。共产党各级干部中的绝大多数都成了挨整的对象。对于3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时在13岁以上），运动特别要求他们把过去文化教育中所学到的或可能学到的东西全部清除干净。马克思——还有毛泽东——曾说过，应该批判地吸收过去的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文化大革命”却要否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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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当历史的火车头急转弯时”（用列宁的话说），不要让自己从革命的列车上掉下来；也不要像毛泽东所用的中国式比喻中所说，像一个小脚老太太走路，远远落在英勇前锋的后面。“与革命同步”是我从少年时代以来所作的选择。我决心不落后、不泄气、不要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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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美国友人寒春和她的丈夫阳早所写的一张大字报对我起了示范的作用。他们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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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有关领导接纳具有革命思想的在华外籍工作人员参加这场运动（世界革命实践中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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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外籍人员不要像资产阶级专家那样对待，而要像阶级兄弟那样对待……允许和鼓励他们参加体力劳动……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接触工人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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