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130630
1706130631
不久，所有外国人都不许同“文化大革命”沾边，有少数人——包括我和邱茉莉——被捕。我的罪名有两条，一条是伙同他人，阴谋篡夺对外宣传的领导权，另一条是充当国际间谍。邱茉莉也被怀疑是国际间谍。但对我们始终没有正式的起诉，也没有正式的审讯。（下一章《狱中岁月》将记述这五年的生活。）
1706130632
1706130633
直到我们获释平反之后，我才获悉我的一些朋友因为同我“有关系”而受牵累，使我深感痛心。《中国建设》同事张彦特别受到折磨，“造反派”把他关进“牛棚”，逼他揭发我是间谍，他拒绝后被毒打，打断了几根肋骨。“文革”之后，他担任了副总编辑，那些当初折磨过他的人成了他的下属，他对他们毫不歧视，保持了一个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应有的正确态度。另一位同事、女记者谭爱清也因为我而受到了折磨。
1706130634
1706130635
※ ※ ※
1706130636
1706130637
“文化大革命”中所用的语言，听起来一个比一个凶猛，但实际含义是有区别的。我的单位里有一派喊出“打倒陈毅”（时任外交部长）的口号，明确要求推翻或罢免他。另一派则喊出“炮轰陈毅”（有时甚至说“油炸陈毅”）的口号，似乎更加厉害，实际上却只是要求对他进行批判和谴责。一般说来，说大话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关系往往如同美国“联合矿工工会”老领导约翰·L．刘易斯的做法。他有一次在一个集会上曾对他的支持者吼叫：“把我们对立面的肢体撕碎！！！”接着用低得多的声音补充道：“这是打个比方。”这成了他的名言。不过，在“文革”中，对立双方都有扩音器，所以，说话声音之大远非刘易斯所能及，甚至远非他所能想象。
1706130638
1706130639
※ ※ ※
1706130640
1706130641
内部的对立两派虽然举的是同一面旗帜，它们之间的斗争却比举两面不同旗帜的两种敌对势力更加猛烈。所有各派宣布的目标是相同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和反对一切修正主义。由于每一派都自以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对方则是完全错误的，因此毫无调和妥协的余地，总有一方是必须打垮的。尽管毛泽东号召要使用“辩论”而不是动武的方式，周恩来总理拼命做工作，但暴力越来越升级。起初主要是对个人施暴，后来是大规模冲突，有的甚至使用致命的武器并造成大量伤亡——小范围的内战。
1706130642
1706130643
“大辩论”很快销声匿迹，剩下的只是敌对派别之间的相互控诉，力图用更大的声音来压倒对方。倾听对方的论点、看看有无可取之处——从未有人这样做过。被抓去“辩论”的人，从无说理的机会，要么认罪或承认错误，要么——如果有足够勇气的话——保持沉默。
1706130644
1706130645
※ ※ ※
1706130646
1706130647
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曾经宣示，“文革”的目的是根除资本主义倾向。他建议的方法是：尽可能广泛地实现群众性的团结和行动，以巩固社会主义；发展忠诚的积极分子队伍；加快实现最终目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1706130648
1706130649
但实际情况却是：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的分裂的派性不但滞缓了物质上的建设，并且打碎（不是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这本来应该是这场运动的动力）。
1706130650
1706130651
更有甚者，另一个罪恶的因素越来越膨胀——斗争不是为了观点，而是为了权力，并且变得毫无原则和日趋剧烈。
1706130652
1706130653
随着派性的加强，每个原来很小的组织都竭力到外面去寻求支持。过去往往只是有关的单位之间串联，这样“交流经验”对彼此还可能有点好处。但现在只看要联络的对象有没有被对立面拉过去，因此“造反”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从一个城市扩大到一个省，以至于全国。唯一的辨认标准是：“谁不参加我们这一派，就是我们的对立面！”
1706130654
1706130655
初露头角的各派头头常常以被压迫阶级的天生代表自居，所以领导权自然就落在他们身上，他们的个人野心也就不断膨胀。但巨憝首恶是暗地操纵的“中央文革小组”高层人物。江青毫无顾忌地把对立各派都封为“响当当的革命派”，让它们彼此牵制或相互残杀，然后从中（或从其他地方）捧出几个人来，这些人都只忠于她自己的那个小集团。
1706130656
1706130657
※ ※ ※
1706130658
1706130659
在斗争中，毛主席语录——不管来自“红皮书”或其他出处，也不管是否用得恰当——当然是最主要的武器。引用的语录可能是断章取义的，但若有人指出来，那就会有被斥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小爬虫”的危险。林彪宣讲道，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自己曾取笑这句大话，但别人谁敢说呢？！）所以，如果有人用一句“语录”来攻击你，最保险也是最聪明的办法就是用另一句“语录”回敬，因为所有的“语录”都是“最高指示”，并且不管任何时间地点，永远是“绝对真理”。但你如果在抄写“语录”时少写一个逗点或缺了一笔，那你就倒霉了。这常常会被人抓住小辫子，说你对革命和毛主席心怀仇恨，要深查你的根源——思想上的、历史上的，甚至于要查到你的祖宗三代。
1706130660
1706130661
关于查清新中国成立前的个人经历，常会出现尴尬的局面，如同我女儿六岁时在同我的一次谈话中所发生的情况。她问我：“爸爸，你见过蒋介石吗？”我说见过。她说：“那你为什么不抓他？”我解释说，那时的时机不对。她的小脸上立时显露出一种迷惑不解的表情，又问道：“他看见你了吗？”我说看见了。“那他为什么不抓你？”她追问道，迷惑变成了怀疑。
1706130662
1706130663
※ ※ ※
1706130664
1706130665
有时——特别是在运动初期——争论和控诉达到了荒唐无稽的程度。有一张曾被广泛传抄的大字报把“停止交通”的红色信号说成是资本家的一个计谋，公然污蔑作为革命象征的红色——在无产阶级统治下，红色应该表示“前进”而不是“停止”。同样被斥为资产阶级阴谋的是车辆“靠右边走”的规定，因为“左”是前进的唯一正确路线。
1706130666
1706130667
这样的“理论”使我想起我的一位苏联朋友、新闻工作者雅沙明讲给我听的一个故事。他年幼时住在一个少数民族摩尔达维亚人的村子里，这个村子在俄国内战时期常成为红军和白军进行拉锯战的地方。一位红军政委喜欢他，送给他一本书，让他长大了研读。这本书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村子里几位半文盲的老人告诫他道：“红军来了，把这本书藏起来，因为他们恨资本主义。白军来了就让他们看到，他们喜欢资本主义。”幸运的是，没有为此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1706130668
1706130669
日本人在“二战”中占领香港时也有过这种无知的“逻辑”。他们规定，我们这些被关进赤柱拘留营的外国人不得携带有红色封面或书名中有“red”（红）的书籍，即使这本书的书名是《红色威胁》也不行。
1706130670
1706130671
※ ※ ※
1706130672
1706130673
但是，“文化大革命”除了这些奇谈怪事之外，在它原来的冲击中包含着（甚至于推进了）共产党历来所教导的某些好的品质，如：没有贪心，对光明未来充满信念，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已谈到过到处可见的互助行动、偷窃案件的锐减、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青年）不顾疲劳和危险纷纷志愿为减轻1976年唐山大地震灾害而努力——即使在首都北京，也有几百万人好几个月住在街道上搭建的临时帐篷里，他们仍然努力工作。
1706130674
1706130675
虽然中国的经济到“文革”末期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但不能说在“文革”期间中国在物质建设方面毫无成就。在南京建长江大桥是筹划已久的事情，美国工程师也曾参与，但因江面太宽而未贸然从事。在“文革”期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是完全由中国工人和中国工程师用中国自制的材料、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完成的。同样由中国自力完成的还有中国第一颗氢弹的制造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这些在和平建设和国防上的历史性的“第一”，应该说是因“文革”推动而成，还是应该说不受“文革”的影响才得以完成，这在“文革”后是有争论的。不管怎么说，这些成就以及它们所激发的热情是实实在在的。
1706130676
1706130677
※ ※ ※
1706130678
1706130679
人们也不能忘记，“文革”中发生的事情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来自苏联和美国的严重的战争危险（有一段时间华盛顿和莫斯科曾谈论过要联手对中国进行一次导弹攻击，以摧毁中国小得无可比拟的核武器库，尽管中国保证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那段时期，中国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能源和经费，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深挖洞”（称为“人民防空工事”，其规模之大为世所罕见），以便居民在遭遇核攻击时有疏散隐蔽的地方。同时还花费同样大的力量进行“三线建设”，把工厂迁入地下或在伪装下搬迁到遥远的后方。
[
上一页 ]
[ :1.7061306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