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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691 也许有人会问,毛主席长期领导创建人民共和国的斗争,成效卓著,为什么对后来的形势发展会作出如此错误的判断?也许是因为,他过去的丰功伟绩使他以为,只有他才能领导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伟业,所以要在他有生之年,定下前进的路线并扫除前进的障碍。而人们也因他过去的功业而普遍地相信他能够这样做。但事实上,由于年老体衰,他过去所具有的那种深入基层、根据第一手材料来衡量一切的非凡能力已经大为削弱。他又自感来日无多而变得急躁,随着他的视野和接触面不断缩小,他除了最接近他的亲信之外对什么人都不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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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693 因此,“文革”发动后没有多久,他就开始对局势失去控制。1971年,他所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阴谋加害于他,事泄秘密出逃,机毁人亡。这件事对他是特别沉重的打击。接着,运动的领导权落入以毛的妻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手中。这个专施阴谋诡计、不择手段的小集团,并不是像他们口头所说的那样支持毛泽东,而是企图等他死后夺取一切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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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697 关于“文化大革命”,我还可以无穷无尽地写下去。这里我只再讲一个小故事作为本章的结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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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699 罗斯·史密斯出身于世代工人家庭,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工作(一度在《中国建设》和我共事过),是一位年长而精力仍然充沛的新闻工作者。在国际共运论战中,她是倾向于中国一边的。“文革”中的派性斗争使她伤心,只要有机会,她总要呼吁团结。有一次,她看到一位中国同事被对立面的“红卫兵”组织成员团团围住,看样子要把他绑架走,同他“辩论”,还可能要狠揍他。史密斯立即把我的妻子邱茉莉叫来帮忙。这两个人高马大的外国妇女走进包围圈,一边一个像两堵墙似的把这位矮小瘦弱的挨整对象护送到了安全的地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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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701 (沈苏儒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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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703 (1) [译者注]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1876—1941),美国作家,出身贫苦家庭,年轻时当过工人。他是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开拓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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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705 (2) [译者注]本章在翻译中曾得到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彭健飞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捷同志的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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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710 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1706126906]
1706130711 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二十八章 狱中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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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713 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无数人被抓起来,其中不少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会遭此厄运,邱茉莉和我就是如此。在此之前的近两年时间里,我们一直支持和参与这场政治运动。如同上一章里已经谈到的,在工作单位里,我们参加了一个由中国同志们组成的主要的造反派组织。在中国基层农场工作的一对美国夫妇阳早和寒春贴出大字报,呼吁允许在华的外国人参加运动。在外国人中,我是第一个公开支持他们的。后来,这个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志愿参加者成立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我是头头之一。这个“造反团”的两个积极分子(都是久居中国的外国人)确实是在我们之前就被抓起来了,但其中一位——外国语学院的英籍教授柯鲁克是在校内打派仗时企图平息争斗而被一派抓走的,看来是个偶然事件;另一位雄心勃勃的李敦白是美国人,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居于高位,他的地位远在我们这帮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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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715 我对于康生在一个公开场合讲过的话并没有警觉。他说,至少有一个在“文革”中常常出头露面的外国人是特务或间谍。我应该有所警觉,因为康生是党的政治局委员、全国的“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国家安全系统的高层人物,又是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后台。至少我是从来没有想到过,康生的矛头会指向那些积极参加运动的外国人,因为他们的参加是毛泽东所欢迎的,被认为是出于革命的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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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717 因此,当1968年3月18日厄运降临到我们头上时,我们感到犹如晴天霹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从香港的日本拘留营中逃出来就在26年前的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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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719 这一天午夜过后不久,我们刚上床,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门外是两个青年同事“香山学员”(外文局在“文革”前招收了一批复员军人,在北京香山为他们办了一个“外语训练班”,这批“香山学员”在“文革”开始后先后被分派到外文局各单位,包括我的工作单位《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他们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有人要找艾培谈话。”在这样一个时间谈话,我们有点踌躇。但是日夜不停“干革命”是当时常见的政治热情的表现,所以我就说:“请他们来吧。”那两个年轻人还是很客气地说,到办公楼去谈(我们所住的专家楼和办公楼都在外文局的大院里)。我穿衣时感到有点疑惑,因为这两个年轻人来自我的“对立面”(同我们参加的造反组织对立的另一个组织)。下楼时,他们一个在我前面,一个在我后面,我就更犯疑了。邱茉莉穿着浴袍站在楼梯口,我从下面回头望去,她的身材似乎更显高大。她看来很不放心。我对她说:“别担心,我很快就回来。”当时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坏的情况无非是把我骗出去,同我“大辩论”(当时所谓“辩论”就是把一个人围起来,迫使他聆听别人对他的控诉,不许还嘴,他一开口大家就喊口号把他的声音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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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721 一会儿工夫,在漆黑的院子里,我被推上一部吉普车,那两个穿制服的年轻人一左一右坐在我的两边。车开动了,我问到哪里去,他们都不回答。邱茉莉是过了一小时之后被带走的,有人骗她说,我想见她。这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的。我们有四年多时间彼此不知道下落,重新见面则是差不多五年之后了。在这段时间里,对她的思念折磨着我:她是不是被赶出了我们的家、自愿或被驱逐回英国?她是不是同我断绝了关系或离了婚?我从未想到她会被捕。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她同我一样成了秦城监狱的罪犯,关在另一个区域的牢房内。我只能在梦中见到她,在梦中重温我们过去的生活——不同的场合、各地的住所、热烈的谈话、亲密的接触。我也曾做梦,她到我的囚室里来同我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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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723 我们的孩子怎么样了?我也一无所知。事实上,单位里对他们早已作了一些安排。他们被送到一家很好的旅馆——前门饭店——的顶楼上去住,吃住的条件都不错,但被严格隔离,房间是封锁的,窗户都糊上了纸。同他们一起关在这里的还有另外两个被抓起来的外国人的孩子。这两个外国人一个是上文提到过的李敦白,另一个是夏庇若——新华社的资深外籍专家,最初是由英国共产党派遣来华工作的,他和我们同一天被捕。照理说,这些孩子们是不应该知道彼此的消息的,但实际上这些充满好奇心和鬼点子的孩子们很快就发现了对方,只是没法交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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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725 我们的孩子还很幸运,我家的老管家李妈妈陪着他们(“李”是她夫家的姓,她的本名是董秀珍,我们的两个孩子是她一手带大的)。她坚持要同孩子们住在一起,并且千方百计地获得准许回家去取孩子们的衣服和课本(她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监督孩子们一课不落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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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727 大约经过了半年的隔离,孩子们才得重见天日,他们脸色苍白,但胖了许多。他们被送往一个农场,在那里由于有人事先安排,他们去学开拖拉机,生活也不算苦,身体长得又高又壮,虽然荒废了不少学业,却也长了许多见识。但他们被转移到农场时,李妈妈被赶出了北京,去依靠她的一个在外地的养女。她出身贫农,但曾经嫁给一个小地主,时间不长,这个小地主就死了(这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她却又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驱逐出首都。这些都是我后来听孩子们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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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731 现在让我再回头来叙述被拘留的第一个晚上及以后的情况。我先被带到北京西郊颐和园后面的一个军营里。到了那里,他们给我看公安局的逮捕证,让我签字,不许提出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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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733 在我的全部狱中岁月里,在这里的两星期是最好的时光。那个给我办登记手续的军官对我说,如果我想看报或抽烟,他们可以替我办到。我被关在一间营房里,房内有一张床、一张桌子,房门是不上锁的,有一个徒手的士兵坐在门口,态度和善。起初,他志愿为我读报,后来也许是有人说了话,他变得更沉默一些,但仍然毫无敌意。我上厕所或到室外的晾衣绳上晒被子(士兵们晒被子时我也可以去晒),他跟着我。我的伙食同士兵们一样。没有审讯,生活是安静的——除了心里令人焦虑苦恼的疑问和无休无止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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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735 然后,又是一部吉普车把我突然带回城里,我的处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被关进一所老监狱,牢房很小(长约三米、宽不到两米),散发着霉臭。一块木板铺着草荐,差不多占去牢房面积的一半。房里唯一的一样东西是屋角的便桶。窗户很小,钉着栅栏,开得又很高,看不到外面。厚实的房门等我一进去就“砰”地一声关上,还有落门闩的声音,屋里只剩下了我自己。我还没有来得及走近便桶就突然倒在地上。门又开了,没有人说话,只丢给我一把笤帚和一只簸箕,然后是一个拖把,让我把屋里打扫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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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737 我的第一次提审是在几天以后,审问我的是一个官员(也许是典狱长)和一个提着公文包的年轻人。我起初以为这个年轻人是律师或检察官,后来才想起来我以前曾见过他,他是另一个英文刊物的助理编辑。“我犯了什么罪?”我问。“别想从我们这里套出什么东西!”他声色俱厉地说,“你完全明白自己干了些什么,要不然你不会来这个地方。你要下决心交代,竹筒倒豆子,这是你的唯一出路。你装出一副可怜相,好像抓你是抓错了,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攻击,只能罪上加罪!”在这卡夫卡(1)小说似的一幕之后,我被押回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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