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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儿工夫，在漆黑的院子里，我被推上一部吉普车，那两个穿制服的年轻人一左一右坐在我的两边。车开动了，我问到哪里去，他们都不回答。邱茉莉是过了一小时之后被带走的，有人骗她说，我想见她。这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的。我们有四年多时间彼此不知道下落，重新见面则是差不多五年之后了。在这段时间里，对她的思念折磨着我：她是不是被赶出了我们的家、自愿或被驱逐回英国？她是不是同我断绝了关系或离了婚？我从未想到她会被捕。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她同我一样成了秦城监狱的罪犯，关在另一个区域的牢房内。我只能在梦中见到她，在梦中重温我们过去的生活——不同的场合、各地的住所、热烈的谈话、亲密的接触。我也曾做梦，她到我的囚室里来同我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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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怎么样了？我也一无所知。事实上，单位里对他们早已作了一些安排。他们被送到一家很好的旅馆——前门饭店——的顶楼上去住，吃住的条件都不错，但被严格隔离，房间是封锁的，窗户都糊上了纸。同他们一起关在这里的还有另外两个被抓起来的外国人的孩子。这两个外国人一个是上文提到过的李敦白，另一个是夏庇若——新华社的资深外籍专家，最初是由英国共产党派遣来华工作的，他和我们同一天被捕。照理说，这些孩子们是不应该知道彼此的消息的，但实际上这些充满好奇心和鬼点子的孩子们很快就发现了对方，只是没法交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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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还很幸运，我家的老管家李妈妈陪着他们（“李”是她夫家的姓，她的本名是董秀珍，我们的两个孩子是她一手带大的）。她坚持要同孩子们住在一起，并且千方百计地获得准许回家去取孩子们的衣服和课本（她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监督孩子们一课不落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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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经过了半年的隔离，孩子们才得重见天日，他们脸色苍白，但胖了许多。他们被送往一个农场，在那里由于有人事先安排，他们去学开拖拉机，生活也不算苦，身体长得又高又壮，虽然荒废了不少学业，却也长了许多见识。但他们被转移到农场时，李妈妈被赶出了北京，去依靠她的一个在外地的养女。她出身贫农，但曾经嫁给一个小地主，时间不长，这个小地主就死了（这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她却又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驱逐出首都。这些都是我后来听孩子们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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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再回头来叙述被拘留的第一个晚上及以后的情况。我先被带到北京西郊颐和园后面的一个军营里。到了那里，他们给我看公安局的逮捕证，让我签字，不许提出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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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全部狱中岁月里，在这里的两星期是最好的时光。那个给我办登记手续的军官对我说，如果我想看报或抽烟，他们可以替我办到。我被关在一间营房里，房内有一张床、一张桌子，房门是不上锁的，有一个徒手的士兵坐在门口，态度和善。起初，他志愿为我读报，后来也许是有人说了话，他变得更沉默一些，但仍然毫无敌意。我上厕所或到室外的晾衣绳上晒被子（士兵们晒被子时我也可以去晒），他跟着我。我的伙食同士兵们一样。没有审讯，生活是安静的——除了心里令人焦虑苦恼的疑问和无休无止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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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又是一部吉普车把我突然带回城里，我的处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被关进一所老监狱，牢房很小（长约三米、宽不到两米），散发着霉臭。一块木板铺着草荐，差不多占去牢房面积的一半。房里唯一的一样东西是屋角的便桶。窗户很小，钉着栅栏，开得又很高，看不到外面。厚实的房门等我一进去就“砰”地一声关上，还有落门闩的声音，屋里只剩下了我自己。我还没有来得及走近便桶就突然倒在地上。门又开了，没有人说话，只丢给我一把笤帚和一只簸箕，然后是一个拖把，让我把屋里打扫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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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提审是在几天以后，审问我的是一个官员（也许是典狱长）和一个提着公文包的年轻人。我起初以为这个年轻人是律师或检察官，后来才想起来我以前曾见过他，他是另一个英文刊物的助理编辑。“我犯了什么罪？”我问。“别想从我们这里套出什么东西！”他声色俱厉地说，“你完全明白自己干了些什么，要不然你不会来这个地方。你要下决心交代，竹筒倒豆子，这是你的唯一出路。你装出一副可怜相，好像抓你是抓错了，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攻击，只能罪上加罪！”在这卡夫卡(1)小说似的一幕之后，我被押回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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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间牢房变得多么熟悉啊。墙壁的下半部是暗绿色的，积满污垢；上半部是灰白色的，也积满污垢。昏暗的电灯光长明不熄。在一面墙上，有人用手指甲刻出一条条斜线，我数了数，20条、30条、40条，一天一条的话就是40天，我大概也会在这里待上这么多天吧。牢门每天打开一次，去把便桶里的粪便倒在粪池里。一天三顿饭，早上玉米粥，中午和晚上是窝窝头和萝卜汤（这些萝卜已经快腐烂了），在中间大厅里有人用长柄勺子舀稀的、用手拿干的。每两周可以到院子里单独放风十分钟，放风时院子里看不到别人——显然，放风是一个号子一个号子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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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房里不许阅读任何东西，只能瞪着眼看墙壁。墙上发潮的水印似乎慢慢变成图案，像两张脸，一张是侧影，另一张是半正面的，我给他们取了两个古怪的名字：“阿尔杰农”和“马默杜克”。我又看我伸开的两手手背，忽然发现一个小指关节上的皱纹变成了第三张脸——小眼睛、扁鼻子、嘴唇弯弯的大嘴巴，表情带点嘲弄但没有恶意。我给“他”取名“麦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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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多年来我热心支持中国的革命，不少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同我有多年私交，我又是宣传中国革命的一个刊物的编辑，我对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转折都是紧跟的，直到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巅峰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开始后，我毫不怀疑地投身进去，参加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为“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头之一，我常常被邀请到这个或那个造反团的大会主席台上就座，所有造反团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我自己也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但突然我来到了这里——这是监狱，而且是革命派的监狱，不是反动派的监狱。如果我被关进反动派的监狱，这是我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多少世纪以来，一个犹太小人物被关押在囚室里，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情景。在自虐式的尖刻讽刺的瞬间，我只有抱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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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宿命论的阴暗心理很快过去了。我在心里反复问自己几个“为什么”。（毛泽东在他的一篇文章里主张要常常问“为什么”，但我很少这样做，或者把问题很快就撇下了。）为什么在苏联和东欧，这么多老革命最终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在行刑队的子弹或刽子手的绞索中丧生？难道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真的会把朋友变成敌人，偶然也会把敌人变成朋友？我告诉自己：我必须思索、思索、再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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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的目标并未改变：我要置身于革命的行列，为革命而生，必要时也可以为革命而死。不是只求走出囚室，不能让他们把我作为叛徒或间谍扔出国境——如果是这样，那将是我最大的厄运，是生不如死的“咒逐”(3)，是永远被开除出世界革命队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的队伍——我所要参加的队伍）的最严厉的惩罚，那将使我像中国成语所说的那样，“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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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没有想过把离开中国作为一条出路。到了国境的那一边，在怀着敌意的新闻界面前捶胸顿足地背弃我长时期的信仰，然后在资本家的餐桌上赴宴享乐，这是我曾说过的抛下红旗、表示“改悔”的逃兵的表现。我对自己起誓：我永远不会那样做。我宁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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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第十四章里我曾讲过，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向日军投降后，我曾打定主意，如果面临这样的抉择——不是受酷刑致死，就是向侵略者揭发我的朋友、为敌张目，那么我就用刀片割腕自杀。同那时的心态截然相反，这次我没有自杀的打算（虽然在情绪最低沉的时候，这样的念头曾在心头闪过）。我一再对自己说，不论我将遭遇何种命运，我们的事业必定会继续下去。我一定要活，为了不使我们的事业受到伤害，而且还要帮助我们的事业——在最好的情况下（我被欢迎回到事业中去）是这样；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不再能回去）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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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信，历史、中国人民、中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说是公正的，必将还我公道。我是否能活到这一天很难说，但这不是主要问题。虽然心潮澎湃，但这一主流思想使我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在那些与世隔绝的年月里保持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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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位于城区的监狱里关了大约三星期后，我又被转移到北京郊区那座更为现代化、全部钢筋水泥结构的秦城监狱。这座监狱当时还不大为人所知，是用来长期关押并教育改造作为战犯的国民党高级官员的特殊场所。现在，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也成了这里的“阶下囚”，对他们的待遇甚至还不如对过去那些老的“人民公敌”。在这里，他们并不是在经历审讯判决的司法程序，而是“为了进行审查”而被单独监禁，他们的亲友根本不知道他们被关在什么地方。我关在那里那么多年，从没有人对我说起它的名称，我常常听到的粗暴的话是：“这个地方要进来不容易，要出去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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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区监狱转移到秦城监狱，路上差不多走了两个小时。我使劲地但又非常小心地（免得挨骂）望着车外，押送我的人大概想到我将很长时间看不到外面这个世界了，所以对于我的这种表现也没多加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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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已是4月，路旁的树木和麦田刚显出一片嫩绿。我陶醉在这片熟悉的、稚弱的、很快就会消失的色彩中——每年，在冬季光秃秃的褐黄色和夏天潮湿的、浓密的绿色之间，总有这么一段短暂而使人感到温柔的过渡期。它显示出大自然每年给予华北地区的新生——华北，这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所认识的唯一的真正的故乡，它在1949年的解放使我欢欣雀跃，感到这是它在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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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从吉普车车窗里也瞥见了刺眼的新标语：“打倒杨成武！”“打倒傅崇碧！”杨是一位长征英雄，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傅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自从关进了城区监狱之后我就被剥夺了看报（或其他任何东西）的权利，所以这些标语对我来说都成了谜团。为什么一个接一个地“打倒”那么多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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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吉普车转上一条小路，驶向一座岩石嶙峋的小山。在这座小山背后——可能是故意选择了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是高墙围住的一排排兵营式的建筑物，样式和楼层都是一样的——这就是秦城监狱大院。进了有栅栏的大门（它使我意识到这是监狱），车子开到一处底层门外，我被交给监管人员。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满脸疲惫之色的中年警官，我站在他面前。他命令我脱掉衣服。我的个人物品全部交出——自来水笔、记事本、钥匙、皮带、钱包、现钞，还有一把小小的金属铰刀（我尽力向他们解释并使他们相信，这只是我用来清理烟斗的小工具）。他把这些东西一一登记，封存在一个口袋里。发给我的黑色囚服，我怎么穿都不合身，尺码大的太长，长度合适的尺码又太小。他们要我记住，从这一时刻开始，我不准再用自己的名字而只报号码。号码是五位数，前面两位数是68（表示1968年），后面三位数表示在这一年里我入狱的序号（由此可见，已有几百人在这一年的头三个多月里先我而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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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被带着走上三层楼梯，楼梯旁都张着铁丝网。我猜想这是学苏联的监狱，因为我记得鲍里斯·萨文科夫（原俄国革命恐怖分子，后为英国干涉军充当特务）就是在“格伯乌”一座主要的监狱里跳楼自杀的(4)，所以采取了这种预防措施，以免囚犯用这种自我毁灭的手段来消灭证据。到了三层楼上，走进一座铁门便是一排囚室，我被押进了其中的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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