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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是这样写的（稍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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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艾培）的父亲，我想您对他是很熟悉的。在1968年初之前，我妻子和我一直收到我们这个独生子的来信，问候他多病的母亲（她患严重的高血压和风湿病已经多年）。从1968年5月以后，我们就没有收到过他或我们的儿媳的片纸只字。后来我们在报上惊讶地读到这样的消息，说他们已经被捕并禁止收发信件、电报及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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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已年过80（我到明年1月就满86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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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如果我代表他和他的妻子请求您的干预，我的儿子是永远不会宽恕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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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代表他的病重的母亲向您提出这一私人请求的，请您仁慈地通知负责对我儿子进行隔离的部门，允许他亲笔给我们写几个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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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心希望这一请求能得到您的仁慈考虑，谨先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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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地，正是这封信促使有关部门对所提要求给予特许。周总理显然热心地作了回应，时机也有利（信是1971年8月写的，到总理手上必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尽管“文革”造成了极大动乱，一封经过邮局寄给周总理的信仍然能够直接得到他的注意，这说明尽管他的信件车载斗量，他始终坚持工作人员必须向他汇报所有收到的信件（发信人和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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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父亲，他在我被捕以后的表现确实是英勇的。最初是他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他，《纽约时报》上登载着我被捕的消息。1942年他也是从报上得知我在香港遇难的消息的。这对他来说如同五雷轰顶，这次应该是第二次遭“雷击”了。我父亲立即寸步不离电话，一是便于回答所有打来的电话，二是不让母亲受到震惊——她的血压已非常高，神志不清（初期老年性痴呆症），这个消息可能成为对她致命的打击。他还努力使朋友们在她面前不谈我的事情。至于我不去信的问题，他的办法是拿出我的几封旧信，假装着在读一些平安家报（她自己已不能看信了）。早在1966年，他快到80岁时就退休在家照料母亲。他做家务，客人来时把母亲穿戴整齐，在床上帮她翻身（她已不大灵活），他用爱心和毅力做着这一切，自己却承受着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负担（他很瘦小，母亲个子大，身体重）。我亲爱的妈妈是1972年去世的，她始终不知道我出了麻烦，当然也不会知道我一年后的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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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苏儒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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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卡夫卡（Franz Kafaka，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现代派文学先驱，作品象征20世纪的忧虑和渗透于西方社会的异化。卡夫卡式（Kafkaesque）一词有恐怖、怪诞、神秘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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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者注］麦洛（Miol），公元前六世纪希腊摔跤能手，多次获奥林匹克比赛捧跤冠军。他的名字代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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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译者注］原文anathema是宗教用词，意为“用诅咒逐出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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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译者注］鲍里斯·萨文科夫（Boris Savinkov）在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中曾任国防部副部长，为俄国社会革命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怖分子首领，行刺列宁的手枪就是由他交给刺客的。在英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1920年后在波兰组织了三万人的反动武装，在捷克成立“绿卫兵”。他又是小说家，邱吉尔称他为“精通文学的杀人犯”。1924年在偷越苏联国境时被捕获，初判死刑，因坦白交代改判十年徒刑，1925年在监狱中跳楼自杀。“格伯乌”（GPU）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俄文名称缩写，1922年成立，1934年并入内务人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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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译者注］这段台词来自全世界最流行的最著名的童话之一《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说话的是一只名为“复仇之神”的狗。这部童话的作者是英国数学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此书于186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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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译者注］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9—50页，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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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译者注］海伦·加罕干·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是当时美国一位有进步思想的电影明星，曾参与竞选联邦国会议员，尼克松用反动的麦卡锡主义的谰言对她进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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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译者注］英共老党员、在新华社工作的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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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译者注］英共老党员、在外国语学院任教的老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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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译者注］据《周恩来书信选集》第622页《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1972年12月18日致李震、杨杰、吴庆彤》，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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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译者注］罗莎蒙德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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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二十九章 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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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以后，经过好几个星期的调整，我们才慢慢地适应自由的生活。在生理方面，由于长时间不走路，我们的两条腿受到暂时的损害，上楼梯（我们的家在三楼，办公室在四楼）或在户外稍作走动，肌肉就颤抖、发僵或者痉挛。在心理方面，我们无休止地来回谈论我们在监牢里的遭遇。邱茉莉认为一切精神折磨统统都是错误的。我则争辩说，这种做法用来对付无辜者固然是错误的，但用在有罪人身上，则可以迫使他们招供认罪——从而捍卫社会主义；再说，适度的惩罚对两者都有好处，对无辜者来说可以弄清他们的问题，还其清白。我们还就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争论。邱茉莉主张把过去的东西和书信文稿统统销毁——我们应该从头开始。我则比较保守，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终于把满地狼藉的东西——特别是那些她要我“挑出来烧掉”的书信文稿——重新一一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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