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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是这样写的(稍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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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艾培)的父亲,我想您对他是很熟悉的。在1968年初之前,我妻子和我一直收到我们这个独生子的来信,问候他多病的母亲(她患严重的高血压和风湿病已经多年)。从1968年5月以后,我们就没有收到过他或我们的儿媳的片纸只字。后来我们在报上惊讶地读到这样的消息,说他们已经被捕并禁止收发信件、电报及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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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已年过80(我到明年1月就满86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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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如果我代表他和他的妻子请求您的干预,我的儿子是永远不会宽恕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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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代表他的病重的母亲向您提出这一私人请求的,请您仁慈地通知负责对我儿子进行隔离的部门,允许他亲笔给我们写几个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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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心希望这一请求能得到您的仁慈考虑,谨先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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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地,正是这封信促使有关部门对所提要求给予特许。周总理显然热心地作了回应,时机也有利(信是1971年8月写的,到总理手上必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尽管“文革”造成了极大动乱,一封经过邮局寄给周总理的信仍然能够直接得到他的注意,这说明尽管他的信件车载斗量,他始终坚持工作人员必须向他汇报所有收到的信件(发信人和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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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父亲,他在我被捕以后的表现确实是英勇的。最初是他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他,《纽约时报》上登载着我被捕的消息。1942年他也是从报上得知我在香港遇难的消息的。这对他来说如同五雷轰顶,这次应该是第二次遭“雷击”了。我父亲立即寸步不离电话,一是便于回答所有打来的电话,二是不让母亲受到震惊——她的血压已非常高,神志不清(初期老年性痴呆症),这个消息可能成为对她致命的打击。他还努力使朋友们在她面前不谈我的事情。至于我不去信的问题,他的办法是拿出我的几封旧信,假装着在读一些平安家报(她自己已不能看信了)。早在1966年,他快到80岁时就退休在家照料母亲。他做家务,客人来时把母亲穿戴整齐,在床上帮她翻身(她已不大灵活),他用爱心和毅力做着这一切,自己却承受着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负担(他很瘦小,母亲个子大,身体重)。我亲爱的妈妈是1972年去世的,她始终不知道我出了麻烦,当然也不会知道我一年后的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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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苏儒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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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卡夫卡(Franz Kafaka,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现代派文学先驱,作品象征20世纪的忧虑和渗透于西方社会的异化。卡夫卡式(Kafkaesque)一词有恐怖、怪诞、神秘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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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者注]麦洛(Miol),公元前六世纪希腊摔跤能手,多次获奥林匹克比赛捧跤冠军。他的名字代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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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译者注]原文anathema是宗教用词,意为“用诅咒逐出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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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译者注]鲍里斯·萨文科夫(Boris Savinkov)在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中曾任国防部副部长,为俄国社会革命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怖分子首领,行刺列宁的手枪就是由他交给刺客的。在英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1920年后在波兰组织了三万人的反动武装,在捷克成立“绿卫兵”。他又是小说家,邱吉尔称他为“精通文学的杀人犯”。1924年在偷越苏联国境时被捕获,初判死刑,因坦白交代改判十年徒刑,1925年在监狱中跳楼自杀。“格伯乌”(GPU)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俄文名称缩写,1922年成立,1934年并入内务人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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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译者注]这段台词来自全世界最流行的最著名的童话之一《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说话的是一只名为“复仇之神”的狗。这部童话的作者是英国数学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此书于186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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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译者注]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9—50页,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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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译者注]海伦·加罕干·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是当时美国一位有进步思想的电影明星,曾参与竞选联邦国会议员,尼克松用反动的麦卡锡主义的谰言对她进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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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译者注]英共老党员、在新华社工作的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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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译者注]英共老党员、在外国语学院任教的老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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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译者注]据《周恩来书信选集》第622页《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1972年12月18日致李震、杨杰、吴庆彤》,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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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译者注]罗莎蒙德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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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二十九章 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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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以后,经过好几个星期的调整,我们才慢慢地适应自由的生活。在生理方面,由于长时间不走路,我们的两条腿受到暂时的损害,上楼梯(我们的家在三楼,办公室在四楼)或在户外稍作走动,肌肉就颤抖、发僵或者痉挛。在心理方面,我们无休止地来回谈论我们在监牢里的遭遇。邱茉莉认为一切精神折磨统统都是错误的。我则争辩说,这种做法用来对付无辜者固然是错误的,但用在有罪人身上,则可以迫使他们招供认罪——从而捍卫社会主义;再说,适度的惩罚对两者都有好处,对无辜者来说可以弄清他们的问题,还其清白。我们还就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争论。邱茉莉主张把过去的东西和书信文稿统统销毁——我们应该从头开始。我则比较保守,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终于把满地狼藉的东西——特别是那些她要我“挑出来烧掉”的书信文稿——重新一一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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