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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天方面，中国已居于世界前列。2003年10月15日，中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神舟五号”飞船把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送上了太空，并在遨游地球14圈后，在16日安全、准确地降落在内蒙古草原。中国继苏联和美国之后成为航天俱乐部的第三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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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业虽然增长速度不如工业，但已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供应仍在增加的人口，还有一部分富余作为储备粮。这一成绩是在不同地区经常遭受各种不同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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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些地区易涝，有些地区易旱，有些地区旱涝相继。为了应对这些自然灾害，许多巨大的工程有的正在进行，有的即将上马，其中有全世界最高的长江三峡大坝以及“南水北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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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过去，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这些农村人口正逐步向大大小小的城市转移，使城市人口达40％以上。今天，绝大多数家庭的成员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在城镇长期或短期就业，城镇中几乎所有的高楼大厦都主要是由“农民工”建成的。政府现正设法帮助这些“农民工”解决他们在城市合法居住、按时领到工资、参加工会、子女就学等问题。迄今为止，中国设法避免了出现城市中摩天大楼被无数贫民窟所包围的模式——这种模式在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地区是常见的，令人感到沮丧。继续保持社会不向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是对中国领导层和社会主义方向的一项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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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发展进程中，常常会出现一种在社会和个人生活方面畸轻畸重的局面。例如，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变，传统的邻里关系削弱了。孤居独处的程度越来越高，住在高层公寓里的人家往往连隔壁的邻居也不认识。志愿组成的居民委员会正在努力创建一种社区生活的体制。在我家所在的公寓大楼里就建立了这样一些服务，包括为全楼雇工（主要来自农村，有的从未上过学，有的只念过几年小学）开办一所学校，教师大多是居民中的退休人员，他们是义务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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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筑及社会的角度看，北京传统民居的消除有时显得过分了一些。除了若干重要的历史遗迹以及一般的中文牌匾之外，人们在北京会感觉到如同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城市一样，北京的特色似乎消失了。但是，有些对“过去的好日子”的怀旧感——特别是在本地的英文报纸上——使我这个经历过新旧两个北京的人感到是摆错了位置、是为旧统治者唱赞歌，甚至令人厌恶。是谁的“好日子”？当然，一座作为首都的城市，它的历史氛围在许多方面是不可避免地由旧统治者来决定的。但革命不应消失在过去之中，因为革命本身也是传统的组成部分——最新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或者，如同一句中国古老谚语所说，“饮水莫忘掘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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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成长从来不是易事，它不仅把福祉带给中国人民，也带给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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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对和平的贡献是十分重大的——人们只要思考一下，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诞生、没有生存下来、没有保卫住自己并繁荣起来，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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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被日本征服，会怎么样？是不是全世界的力量对比会变得有利于法西斯轴心国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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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如果在冷战时期，中国被“半永久性”地分成两半，分别属于当时两大超级强国的势力范围（如同朝鲜半岛为38度线、越南为17度线分成两半，在疆域辽阔的中国，这条分界线可能会沿黄河或长江绵延数千公里），引发不断的冲突，直接增加了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后果又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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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上面说的情况都没有发生，因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建立、巩固和保卫了新中国，维护了在上个世纪屡遭践踏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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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带来的福祉并未随时间的流逝而中止，反而以各种新的方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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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轻全球人口对地球资源的压力，中国现在要求全国公民实行计划生育，原则上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特殊情况可以生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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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所出现的其他变革——包括国内的改革和对外部世界的开放——自然也影响到我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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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多地去外国旅行，恢复老的关系，增加了许多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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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私交中新增加的重要一员是史迪威将军的家属。1947年，在他去世后不久，我把那一年在美国出版的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献给他和另外一些为世界人民共同进步而携手的先进分子。现在，在新中国，在公开场合，我同另外一些怀念史迪威将军的中国旧友一起，举行了纪念他的活动，其中之一是在山城重庆召开的一次研讨会。重庆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首都，史迪威将军在这里的故居已改建成他的纪念馆。在这些活动中，我是代表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参加的，多年来我一直是这个团体的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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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了两三次英国，同邱茉莉的妹妹罗莎蒙德的大家族（八个子女和几十个孙辈）恢复了联系，他们不分老少都称我“艾培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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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我愉快地重新参加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恢复得到了多位著名中国经济学家的赞助，其中有长期关心合作社事业的陈翰笙、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促进者之一薛暮桥等人。在外国成员中有主要负责人路易·艾黎（他已年届高龄）、海伦·斯诺（最早的主要倡导人之一）、邱茉莉（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同这一事业有关系）和我自己。邱茉莉一向致力于全世界——特别是中国——的合作社事业。当时，她已因病卧床，但她仍然坚持要分给她具体任务，不愿意只是挂个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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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是1972年去世的，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在一次新闻同业赴瑞士的访问中，以及60年代中期他重访中国时，我们都曾亲切地重逢。他那次重访中国后撰写了《大河彼岸》一书，在书中他认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并与之建立良好的关系。但他已不再像在罗斯福总统时代那样，可以做白宫的座上客，而是为华府所藐视——当时的国务卿腊斯克对他表现出一副不屑一顾的傲慢态度。几年以后，尼克松总统引人注目地在北京出现之前，曾写了一封信给斯诺，对他关于重建中美关系的先见之明大加赞美。当时斯诺已病入膏肓，他大概想到尼克松过去在这方面长期的负面作用，所以没有作复。不过，如果他身体还能支撑的话，他一定会在随同尼克松访华的庞大记者团中居于显要的位置，因为促使美国和新中国和好是他一贯为之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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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美中关系的改善过程不可避免地但缓慢地在前进，导致下一个重大步骤——1979年两国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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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次访美中，我恢复了许多老关系，其中有休·迪恩，他成了“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纽约市分会的领导人之一，我在纽约时几乎都在他那里住。在访问加州时，我和浣碧经常受到定居旧金山的鲍惠尔夫妇的热情款待；在洛杉矶，我们住在嫡堂妹比巴家；在弗里蒙特则住在女儿颂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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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裔杨孟东在“二战”时期是美军军官，曾任史迪威将军的副官，他和他的夫人海伦都是新中国的友人。他们曾在北京住过，海伦对长征中的女红军做了很有成果的研究工作，写出了《选择革命——长征中的女战士》一书，由伊利诺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这是关于这一主题的最新英文著作。我在他们居京期间以及我访问美国西海岸时，多次同杨孟东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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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我仍忙于《中国建设》（1990年后易名《今日中国》）杂志的工作（后来担任了总编辑），并同宋庆龄继续保持经常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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