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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把这个巨大的国家从一百多年的屈辱中解脱出来,取得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独立平等的地位——无数爱国志士为此前仆后继地流血奋斗,直到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斗争的舵把,并把斗争引向胜利,这个目的才最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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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民来说,到21世纪初,这一革命已使人们的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不到40岁上升到70岁以上,婴儿死亡率从全球最高下降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间,中国的经济(社会进步的基础)每年以8%左右的增长率发展,其速度居全世界首位。这里仅举一例:中国的钢年产量现在已达两亿吨,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这一成就之所以突出,是因为在1949年它的产量只有100万吨。当然,总产量并不是衡量进步的唯一标准,中国在若干质量方面尚有待于提高(如高品位钢尚需大量进口),中国在技术层面上的进展也是很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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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科技的研究和技术方面,新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也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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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防方面,他们迅速地获得了核能力,从而遏制了经常出现的核攻击的威胁,与此同时,中国保证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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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天方面,中国已居于世界前列。2003年10月15日,中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神舟五号”飞船把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送上了太空,并在遨游地球14圈后,在16日安全、准确地降落在内蒙古草原。中国继苏联和美国之后成为航天俱乐部的第三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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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业虽然增长速度不如工业,但已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供应仍在增加的人口,还有一部分富余作为储备粮。这一成绩是在不同地区经常遭受各种不同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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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些地区易涝,有些地区易旱,有些地区旱涝相继。为了应对这些自然灾害,许多巨大的工程有的正在进行,有的即将上马,其中有全世界最高的长江三峡大坝以及“南水北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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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过去,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这些农村人口正逐步向大大小小的城市转移,使城市人口达40%以上。今天,绝大多数家庭的成员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在城镇长期或短期就业,城镇中几乎所有的高楼大厦都主要是由“农民工”建成的。政府现正设法帮助这些“农民工”解决他们在城市合法居住、按时领到工资、参加工会、子女就学等问题。迄今为止,中国设法避免了出现城市中摩天大楼被无数贫民窟所包围的模式——这种模式在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地区是常见的,令人感到沮丧。继续保持社会不向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是对中国领导层和社会主义方向的一项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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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发展进程中,常常会出现一种在社会和个人生活方面畸轻畸重的局面。例如,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变,传统的邻里关系削弱了。孤居独处的程度越来越高,住在高层公寓里的人家往往连隔壁的邻居也不认识。志愿组成的居民委员会正在努力创建一种社区生活的体制。在我家所在的公寓大楼里就建立了这样一些服务,包括为全楼雇工(主要来自农村,有的从未上过学,有的只念过几年小学)开办一所学校,教师大多是居民中的退休人员,他们是义务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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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筑及社会的角度看,北京传统民居的消除有时显得过分了一些。除了若干重要的历史遗迹以及一般的中文牌匾之外,人们在北京会感觉到如同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城市一样,北京的特色似乎消失了。但是,有些对“过去的好日子”的怀旧感——特别是在本地的英文报纸上——使我这个经历过新旧两个北京的人感到是摆错了位置、是为旧统治者唱赞歌,甚至令人厌恶。是谁的“好日子”?当然,一座作为首都的城市,它的历史氛围在许多方面是不可避免地由旧统治者来决定的。但革命不应消失在过去之中,因为革命本身也是传统的组成部分——最新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或者,如同一句中国古老谚语所说,“饮水莫忘掘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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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成长从来不是易事,它不仅把福祉带给中国人民,也带给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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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对和平的贡献是十分重大的——人们只要思考一下,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诞生、没有生存下来、没有保卫住自己并繁荣起来,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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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被日本征服,会怎么样?是不是全世界的力量对比会变得有利于法西斯轴心国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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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如果在冷战时期,中国被“半永久性”地分成两半,分别属于当时两大超级强国的势力范围(如同朝鲜半岛为38度线、越南为17度线分成两半,在疆域辽阔的中国,这条分界线可能会沿黄河或长江绵延数千公里),引发不断的冲突,直接增加了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后果又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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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上面说的情况都没有发生,因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建立、巩固和保卫了新中国,维护了在上个世纪屡遭践踏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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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带来的福祉并未随时间的流逝而中止,反而以各种新的方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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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轻全球人口对地球资源的压力,中国现在要求全国公民实行计划生育,原则上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特殊情况可以生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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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所出现的其他变革——包括国内的改革和对外部世界的开放——自然也影响到我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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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多地去外国旅行,恢复老的关系,增加了许多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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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私交中新增加的重要一员是史迪威将军的家属。1947年,在他去世后不久,我把那一年在美国出版的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献给他和另外一些为世界人民共同进步而携手的先进分子。现在,在新中国,在公开场合,我同另外一些怀念史迪威将军的中国旧友一起,举行了纪念他的活动,其中之一是在山城重庆召开的一次研讨会。重庆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首都,史迪威将军在这里的故居已改建成他的纪念馆。在这些活动中,我是代表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参加的,多年来我一直是这个团体的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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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了两三次英国,同邱茉莉的妹妹罗莎蒙德的大家族(八个子女和几十个孙辈)恢复了联系,他们不分老少都称我“艾培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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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我愉快地重新参加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恢复得到了多位著名中国经济学家的赞助,其中有长期关心合作社事业的陈翰笙、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促进者之一薛暮桥等人。在外国成员中有主要负责人路易·艾黎(他已年届高龄)、海伦·斯诺(最早的主要倡导人之一)、邱茉莉(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同这一事业有关系)和我自己。邱茉莉一向致力于全世界——特别是中国——的合作社事业。当时,她已因病卧床,但她仍然坚持要分给她具体任务,不愿意只是挂个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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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是1972年去世的,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在一次新闻同业赴瑞士的访问中,以及60年代中期他重访中国时,我们都曾亲切地重逢。他那次重访中国后撰写了《大河彼岸》一书,在书中他认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并与之建立良好的关系。但他已不再像在罗斯福总统时代那样,可以做白宫的座上客,而是为华府所藐视——当时的国务卿腊斯克对他表现出一副不屑一顾的傲慢态度。几年以后,尼克松总统引人注目地在北京出现之前,曾写了一封信给斯诺,对他关于重建中美关系的先见之明大加赞美。当时斯诺已病入膏肓,他大概想到尼克松过去在这方面长期的负面作用,所以没有作复。不过,如果他身体还能支撑的话,他一定会在随同尼克松访华的庞大记者团中居于显要的位置,因为促使美国和新中国和好是他一贯为之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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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美中关系的改善过程不可避免地但缓慢地在前进,导致下一个重大步骤——1979年两国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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