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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所出现的其他变革——包括国内的改革和对外部世界的开放——自然也影响到我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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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多地去外国旅行，恢复老的关系，增加了许多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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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私交中新增加的重要一员是史迪威将军的家属。1947年，在他去世后不久，我把那一年在美国出版的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献给他和另外一些为世界人民共同进步而携手的先进分子。现在，在新中国，在公开场合，我同另外一些怀念史迪威将军的中国旧友一起，举行了纪念他的活动，其中之一是在山城重庆召开的一次研讨会。重庆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首都，史迪威将军在这里的故居已改建成他的纪念馆。在这些活动中，我是代表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参加的，多年来我一直是这个团体的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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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了两三次英国，同邱茉莉的妹妹罗莎蒙德的大家族（八个子女和几十个孙辈）恢复了联系，他们不分老少都称我“艾培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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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我愉快地重新参加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恢复得到了多位著名中国经济学家的赞助，其中有长期关心合作社事业的陈翰笙、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促进者之一薛暮桥等人。在外国成员中有主要负责人路易·艾黎（他已年届高龄）、海伦·斯诺（最早的主要倡导人之一）、邱茉莉（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同这一事业有关系）和我自己。邱茉莉一向致力于全世界——特别是中国——的合作社事业。当时，她已因病卧床，但她仍然坚持要分给她具体任务，不愿意只是挂个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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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是1972年去世的，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在一次新闻同业赴瑞士的访问中，以及60年代中期他重访中国时，我们都曾亲切地重逢。他那次重访中国后撰写了《大河彼岸》一书，在书中他认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并与之建立良好的关系。但他已不再像在罗斯福总统时代那样，可以做白宫的座上客，而是为华府所藐视——当时的国务卿腊斯克对他表现出一副不屑一顾的傲慢态度。几年以后，尼克松总统引人注目地在北京出现之前，曾写了一封信给斯诺，对他关于重建中美关系的先见之明大加赞美。当时斯诺已病入膏肓，他大概想到尼克松过去在这方面长期的负面作用，所以没有作复。不过，如果他身体还能支撑的话，他一定会在随同尼克松访华的庞大记者团中居于显要的位置，因为促使美国和新中国和好是他一贯为之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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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美中关系的改善过程不可避免地但缓慢地在前进，导致下一个重大步骤——1979年两国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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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次访美中，我恢复了许多老关系，其中有休·迪恩，他成了“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纽约市分会的领导人之一，我在纽约时几乎都在他那里住。在访问加州时，我和浣碧经常受到定居旧金山的鲍惠尔夫妇的热情款待；在洛杉矶，我们住在嫡堂妹比巴家；在弗里蒙特则住在女儿颂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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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裔杨孟东在“二战”时期是美军军官，曾任史迪威将军的副官，他和他的夫人海伦都是新中国的友人。他们曾在北京住过，海伦对长征中的女红军做了很有成果的研究工作，写出了《选择革命——长征中的女战士》一书，由伊利诺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这是关于这一主题的最新英文著作。我在他们居京期间以及我访问美国西海岸时，多次同杨孟东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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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我仍忙于《中国建设》（1990年后易名《今日中国》）杂志的工作（后来担任了总编辑），并同宋庆龄继续保持经常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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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在“文革”期间曾被迫保持缄默长达十年之久。没有人知道她个人经历了多少可怕的震撼，包括她父母在上海的坟墓被破坏、被发掘——“红卫兵”这样胡作非为的借口是：他们是蒋介石的岳父母。“四人帮”垮台之后，她不顾自己已届80高龄、又体弱多病，以新喷发出来的巨大活力从事写作和其他活动。她更多地为《中国建设》写稿。她仍像往常一样，在原则性问题上坚定不移，在个人方面则非常谦逊。她听到有人传说，她的文章是不许任何人改动一个字的，为此十分生气，写信告诉我，她对于任何改进的建议都是热诚欢迎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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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上海居留的时间较长。她创立的“中国福利会”在“文革”的动乱年代里曾处于半瘫痪状态，她使之恢复了生气。她把这个过去主要是地方性的事业，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团体，在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在贵州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等“老少边穷”地区）开展妇女儿童保健工作。值得注意的还有同台湾的儿童和青少年的交流活动，这是对国家统一大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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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新技术以及儿童早期课外活动的强烈兴趣特别值得称道。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她就曾陪同我和邱茉莉去参观过上海儿童文化宫的计算机房——在当时设备是相当好的。更有重要意义的是，邓小平有一次到上海视察时，她设法安排他去参观这些设备并同在那里学习的孩子们谈话。他这样做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孩子们加以鼓励。后来，这些孩子们中间出了好几位计算机高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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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福会的经常性工作之一是对少年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现在它又努力使少年儿童能在将来担当起现代化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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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年里，中福会还发起了多项中国和外国少年儿童的交流活动，包括青少年戏剧和音乐的演出。人在少儿时期记忆力最好，并且容易形成终身的爱好。所以，这样一些交流活动会激发相互欣赏的兴趣，为人民和国家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播下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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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因患白血病不幸于1981年5月29日逝世。在6月1日（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儿童节），我悲哀地获得了同她另外一些老朋友一道为她守灵的特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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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晚上，我写了一段短短的散文，题目是《为宋庆龄守灵后的感想》。这一作品的原稿失落了很久，后来才找到，下面是中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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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安卧在花丛中，仍像生前那样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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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沉静完全不是来自对现实世界及其纷争的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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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70年中，没有哪一次重大的斗争她不是亲自参加的，没有哪一次重大的斗争她不以她的努力和勇气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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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中，她从不躲在别人背后。她总是勇敢地走在最前列，去帮助和保护别人——这已成了她的本能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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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这种沉静——它来自一个战士对斗争胜利的信心，使她看起来并未受到衰老和疾病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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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近90高龄，但看上去永远绽放着青春的柔和光辉，不论是在生前还是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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