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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你啊，已经三易星霜，你以美、勇敢、坚贞，为我们的时代增光。艰难险阻中的一盏明灯，胜利中的一部欢快乐章。上海姑娘，热情、沉静、闪闪发光，你的成长多么不寻常。受的是外国教育，却终身为的是祖国家乡，选择的是斗争道路，尽管在安乐中生长。跟前线的战士们打成了一片，共患难的则是地下的共产党，你的一切都为了人民、革命、儿童、未来的希望，当空是启明星的曙光。谦虚，却受到全世界的景仰；优美，却永远不屈不挠；温和，却像钢铁一样坚强。比你的汉白玉雕像还要持久，你那压制不住的精神力量，纯洁、不知疲倦、无畏，始终一样，点燃起新的、年轻的心，为新的世纪增色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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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宋庆龄要我在她身后写她的传记。遗憾的是，她晚年极为忙碌，以至于很少有时间同我谈话——这本来是写她的传记所需要的。尽管如此，我花了大约十年时间完成了这一任务，1992年11月，《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1)一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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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这本书虽然没有被译成其他西方国家文字，却有日文版和朝文版，而且中文版经北京人民出版社授权台湾日臻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繁体字版。在写作本章的时候，由泰国方面建议，泰文版正在出版过程中。很显然，宋庆龄作为一位亚洲的革命者和爱国者，在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中最受到注意和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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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当时负责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胡耀邦——一位在许多领域倡导改革的勇敢的先驱者——扩大了中国许多出版机构的编辑部门。在对外宣传系统，他的一项突破性改革是请有外国血统并有国际工作经验的人士来担任领导职务，因为他们最了解如何最好地为外国读者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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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979年3月13日的指示是这样说的：“外国专家的意见，我们的同志长期无动于衷，应从根本上考虑专家的职权问题。可否先搞一两个刊物，请他们作主编，我们的人改作顾问，试它半年，然后再定办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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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批示的精神，我在当年5月被任命为我们的刊物《中国建设》（现更名为《今日中国》）的总编辑，负责业务工作。我不是唯一被赋予负责岗位的外国人，但只有我接受了这样的职位，其他人都还心有余悸。因为大家对“文革”记忆犹新，在“文革”时期，人们的职位越高就意味着有可能被批斗和被推翻。我从开会宣布对我这一任命的房间出来后，在楼梯上就听到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表示高兴和友好，也有人嘲讽说：“爱泼斯坦一定还想回去蹲大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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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一任命看作一项荣誉，尽管我在“文革”前曾任刊物的“执行编辑”，日常工作同总编辑差不了多少。我的新闻工作经验以及我支持中国革命的记录，受到了宋庆龄和社内外许多人士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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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狱以后并没有立即回《中国建设》工作。大约有两年多时间，我为外文出版社工作，主要任务是英文改稿和给年轻同志上英文课，这对我是新鲜事。我从中学到的一条是：他们对英文文法知道得比我多。我们在书上碰到一个英文句子，一个年轻人说，“这是nominative absolute（分词的独立主格）。”我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仍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对他来说是十分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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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初，当时“文革”已进入尾声，但尚未完全结束，我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的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这是群众自发的活动，延续了好多天。广场逐渐为花圈所覆盖，大多数用的是白色（在中国，丧事用白色）纸花或绢花，工厂工人则用金属制作的花。在广场内和四周，挂满了无数悼念的诗词，有的是专业作家写的，但多数是普通老百姓的创作。由于“四人帮”的煽惑（“四人帮”是这些悼念作品的矛头所向），广场上所有悼念的花圈和诗文突然被清除，群众十分气愤，引发了多起冲突和逮捕事件。官方把群众的情绪反应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在场抄录这些悼念诗文的北京市民被强行制止，拍摄现场照片的被勒令交出胶卷——我也未能幸免。人们佩戴的黑纱要拿掉——有人不听。多年以后，这些悼念的诗文结集出版，群众性的抗议运动受到了人们的赞扬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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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应邀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1949年，毛泽东就是在政协的会议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在其后的五年中，它是中国最高的人民代表组织。1954年制订宪法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政协”仍然存在，但其性质变为广泛统一战线的“智库”，可向政府提出建议——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组合。为此，它吸纳了各界的专业人才，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智库”。在“文革”期间，由于政协委员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当时被称作“臭老九”，只配去接受“再教育”——因此连开会都不准。后来政协恢复，它的工作又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几乎全部致力于为委员们进行政治上的平反。之后，它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一个咨询机构，包含了广泛的智力资源——既有新中国成立前就存在的，也有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大发展中培养出来的。在政治上，它继承了第一届全国政协——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时候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原则，共产党员所占的名额不超过1/3，其他的成员多数来自曾在革命中支持共产党的各民主党派，还有一些人士（其中有人曾在旧政权中居军政高位）经各种途径达到了同样的立场。这可以作为周恩来在1944年对我和邱茉莉所作预言的实现。当时他对我们说，不管有没有他（指蒋介石）参加，一个联合政府一定会在中国产生。事实上，只要蒋介石愿意接受一个统一的新中国，对他的大门一直是开着的（他的许多部下最后已经这样做了）。蒋却宁肯躲在美国舰队的屏障后面，在台湾苟安。但不论出现什么情况，也不管需要多长的时间，历史的逻辑终究不会允许继续把中国一分为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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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全国政协的过程颇为奇特，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早在1966年初，我的老友、30年代“保盟”同事廖梦醒打电话给我，对我即将参加全国政协表示祝贺（她本人是全国政协委员）。但直到5月份“文革”开始时，我也没有接到正式通知。后来，全国政协本身瘫痪了。我再次听说将任全国政协委员已是十年之后。但我真正坐上这个位置是在1984年，起初是全国政协委员（共约2000人），后来是常委（共约200人）。政协有各级组织，从全国委员会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委员会，各级政协委员会的总人数当时共有30万，现在大约已增至50万。它所拥有的知识和经验越来越丰富，成员平均年龄则越来越低——在开会时，人们会看到60岁以上头发花白或秃顶的人越来越少，40岁或小于40岁的黑发人则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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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们对国事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重要的建议和意见。我口头或书面提出过的建议包括以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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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查实的腐败官员，不论其触犯刑律的贪污数额大小，一律免职，永不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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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假药及有意用来牟取暴利者，应受到法律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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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许多委员会的下述要求：对于因贪污或其他腐败行为而导致的行政渎职罪行，政协应发挥积极的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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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次政协会议上，有时同别的委员联名，有时单独提出，我促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一个“合作社法”。中国虽然多年来在宪法中把合作社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像绝大多数其他国家，没有这样一部法律。农业合作化曾推行过（匆促地推进到人民公社这一高潮），后来就放弃了。但一些特殊的服务业如运输和销售，合作社仍是很有用处的——许多国家都已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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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曾长期参与中国“工合”运动，还参观过西班牙蒙德拉贡的合作社企业和社区，获得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合作社成功地从小作坊逐步发展成采用现代技术的产业。我始终认为，创立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社对中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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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除不断扩充成员外，也进行一些自我整肃的工作，如清除侵吞公款等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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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说，随着经济生活中市场因素的增加，一方面有力地促使物质上的增长，另一方面却也滋生了许多弊端，腐败现象不幸随之加剧。上个世纪50年代，人们相对来说较为贫穷，但极诚实。国民党的腐败和胡作非为，人们对之记忆犹新，清除这些弊政成了广泛的自发的要求，如同人人把手弄脏了就要洗净一样，所以促使大家严格要求做到忠诚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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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旧社会的丑恶现象也以新的形式死灰复燃。在旧中国，卖淫主要是由于贫穷。经常的饥荒使走投无路的父母不得不把女儿卖掉，以免饿死。现在卖淫重新出现是由于一些人在吃饱穿暖之后还想要更多的钱花，包括极少数大学生，她们想“傍大款”、进入高消费阶层。这同两性关系有更大自由是两码事，后者是随中国妇女在取得平等地位上总体进步而取得的，尽管这方面也有起伏和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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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头来谈全国政协。政协委员中女性约占10％。这个比例当然远远小于毛泽东所说的妇女是“半边天”。而且这些女委员集中在全国妇联、医护界和演艺界。在早些年里，在更高级别的人员中，妇女人数比现在要多一些，这是革命年代遗留下来的情况。全国政协主席一职多年来曾由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担任，她本人也是党的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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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似乎也在出现妇女们头上的“无形的极限”。她们在就业方面——尤其是在私营企业——常遇到困难，原因是常见的赢利要求，因为妇女结婚后会怀孕、照顾生病的孩子等等，会影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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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情况不能改变这样一个关键的事实：中国革命的胜利把妇女从半奴隶状态的深渊中解放出来，得到了法律上明确规定的公民权，以及农村土地分配、婚姻自由、享受带薪产假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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