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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假药及有意用来牟取暴利者，应受到法律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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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许多委员会的下述要求：对于因贪污或其他腐败行为而导致的行政渎职罪行，政协应发挥积极的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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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次政协会议上，有时同别的委员联名，有时单独提出，我促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一个“合作社法”。中国虽然多年来在宪法中把合作社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像绝大多数其他国家，没有这样一部法律。农业合作化曾推行过（匆促地推进到人民公社这一高潮），后来就放弃了。但一些特殊的服务业如运输和销售，合作社仍是很有用处的——许多国家都已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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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曾长期参与中国“工合”运动，还参观过西班牙蒙德拉贡的合作社企业和社区，获得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合作社成功地从小作坊逐步发展成采用现代技术的产业。我始终认为，创立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社对中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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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除不断扩充成员外，也进行一些自我整肃的工作，如清除侵吞公款等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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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说，随着经济生活中市场因素的增加，一方面有力地促使物质上的增长，另一方面却也滋生了许多弊端，腐败现象不幸随之加剧。上个世纪50年代，人们相对来说较为贫穷，但极诚实。国民党的腐败和胡作非为，人们对之记忆犹新，清除这些弊政成了广泛的自发的要求，如同人人把手弄脏了就要洗净一样，所以促使大家严格要求做到忠诚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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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旧社会的丑恶现象也以新的形式死灰复燃。在旧中国，卖淫主要是由于贫穷。经常的饥荒使走投无路的父母不得不把女儿卖掉，以免饿死。现在卖淫重新出现是由于一些人在吃饱穿暖之后还想要更多的钱花，包括极少数大学生，她们想“傍大款”、进入高消费阶层。这同两性关系有更大自由是两码事，后者是随中国妇女在取得平等地位上总体进步而取得的，尽管这方面也有起伏和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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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头来谈全国政协。政协委员中女性约占10％。这个比例当然远远小于毛泽东所说的妇女是“半边天”。而且这些女委员集中在全国妇联、医护界和演艺界。在早些年里，在更高级别的人员中，妇女人数比现在要多一些，这是革命年代遗留下来的情况。全国政协主席一职多年来曾由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担任，她本人也是党的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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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似乎也在出现妇女们头上的“无形的极限”。她们在就业方面——尤其是在私营企业——常遇到困难，原因是常见的赢利要求，因为妇女结婚后会怀孕、照顾生病的孩子等等，会影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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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情况不能改变这样一个关键的事实：中国革命的胜利把妇女从半奴隶状态的深渊中解放出来，得到了法律上明确规定的公民权，以及农村土地分配、婚姻自由、享受带薪产假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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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在全国妇联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代表大会上，集中注意到了这个“无形的极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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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政协，人们普遍赞赏国家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过去遗留或延续下来的贫困落后的问题。在城市里生长的委员们去视察边远而贫困的农村地区时，一方面为所看到的消极情况所震撼，另一方面也积极地提出改善的建议。现代的中国，同时存在着这样两种事实：一是快速进步，一是需要花大力气和长时间去克服高峰和低谷两个极端之间的差距（快速进步造成并扩大了这种差距），委员们对此有明确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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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有的革命传统中，有一些渐渐褪色，也有一些坚持下来或重新激活。发生自然灾害时，军队总是立即到达现场，帮助人民。比较新的是青年志愿者运动。到西部去的风气也正在形成，虽然刚开始不久，但同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雁南飞”（到更舒适、更富饶的地方去）现象显示出强烈的对比。这种风气也使我个人受到了一点影响。有一位四十来岁的女编辑在北京一家一流的出版社担任着重要的职位，但她放下了出版我的一本著作的中文版的工作，到西藏支边去了——一去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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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第三世界——特别是在其发展中的部分和欠发达的部分之间，以及所有国家的老一代和年青一代之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数字化鸿沟”，有的根本没有计算机，有的虽然有计算机，但已年老不能适应。与此相对照，也有戏剧性地跃过时空的奇迹。大约20年前，我就在西藏看到有人用计算机书写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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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上和社会上进行调整以适应快速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紧张，有时会使人迷失方向，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老共产党员，也会迷信或成为“法轮功”这类荒唐却有蛊惑力的邪教的俘虏——“法轮功”的一些痴迷者甚至为了达到“圆满”而自杀或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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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邪教还发展了自己的组织、规定了自己的纪律。我家的一位朋友，是共产党员，她的丈夫去世后，我们邀请她到我家来住，她表示拒绝，因为她“未能获准”。需要谁的准许呢？需要“法轮功”的准许，因为她已成为“法轮功”的一名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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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某些人精神空虚的表现，他们所持的理想已经消失——或者说，从未真正扎根，他们是在思想混乱的状态下寻求某种新的寄托，不论这种寄托是如何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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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89年6月4日解放军平息骚乱为高峰的事件是悲剧性的，也许还是可以避免的。造成这一事件的内部原因是对一些社会现象的不满情绪，外部原因是敌意的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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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危机始于4月，到6月爆发。国际上集中注意到这一危机主要是由于两个巧合。第一个巧合是对于在4月15日去世的胡耀邦的大规模悼念活动。第二个巧合是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5月中旬的对华访问，它吸引了来自全世界视听和出版媒介的大量新闻工作者，如果仅是中国国内的事情，本来是不会有这么多传播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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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官方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谴责示威行动是反革命。虽然社论公开表示，其矛头所指是据说存在的煽动者，但学生们认为，矛头是对准他们的，从而产生了刺激的作用。示威继续扩大，一波大过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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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正在写宋庆龄的传记，每天去宋的故居，因为就气氛和静谧来说，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最佳场所。在早去晚归的路上，我看到街上正在发生的情况。示威行列起初都是步行的，后来有一些快速的摩托车手成群结队参加，手持标语牌或旗帜。另外一个变化是：在游行队伍中，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步话机，这在当时还很少为私人所用，听说都是来自香港的。（当时在中国还没有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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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现的还有在天安门广场上如雨后春笋般增多的帐篷，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在这里露营，比城里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显眼，用扩音器播放的演讲也更清晰。外国记者每天都记录这些演讲、拍摄这些场景，向全世界播发。政府起初没有采取具体的干预行动。相反地，它还提供了卫生和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在这一阶段，外国传媒的评论是：在类似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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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场危机，我的一个想法是：如果周恩来还健在，它是能避免的。他的声望和化解尖锐矛盾的能力已多次显示过。如果周在位的话，4月29日一些学生代表对当时的政府领导人那种侮辱性的引入圈套的做法是难以想象的，也是难以为舆论所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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