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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89年6月4日解放军平息骚乱为高峰的事件是悲剧性的，也许还是可以避免的。造成这一事件的内部原因是对一些社会现象的不满情绪，外部原因是敌意的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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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危机始于4月，到6月爆发。国际上集中注意到这一危机主要是由于两个巧合。第一个巧合是对于在4月15日去世的胡耀邦的大规模悼念活动。第二个巧合是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5月中旬的对华访问，它吸引了来自全世界视听和出版媒介的大量新闻工作者，如果仅是中国国内的事情，本来是不会有这么多传播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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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官方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谴责示威行动是反革命。虽然社论公开表示，其矛头所指是据说存在的煽动者，但学生们认为，矛头是对准他们的，从而产生了刺激的作用。示威继续扩大，一波大过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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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正在写宋庆龄的传记，每天去宋的故居，因为就气氛和静谧来说，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最佳场所。在早去晚归的路上，我看到街上正在发生的情况。示威行列起初都是步行的，后来有一些快速的摩托车手成群结队参加，手持标语牌或旗帜。另外一个变化是：在游行队伍中，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步话机，这在当时还很少为私人所用，听说都是来自香港的。（当时在中国还没有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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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现的还有在天安门广场上如雨后春笋般增多的帐篷，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在这里露营，比城里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显眼，用扩音器播放的演讲也更清晰。外国记者每天都记录这些演讲、拍摄这些场景，向全世界播发。政府起初没有采取具体的干预行动。相反地，它还提供了卫生和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在这一阶段，外国传媒的评论是：在类似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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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场危机，我的一个想法是：如果周恩来还健在，它是能避免的。他的声望和化解尖锐矛盾的能力已多次显示过。如果周在位的话，4月29日一些学生代表对当时的政府领导人那种侮辱性的引入圈套的做法是难以想象的，也是难以为舆论所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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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内部原因之外，“六四事件”更明显地暴露出了它的国际背景。一些著名的参加者相当容易地（显然是有人帮忙的）很快到了美国。美国当局还得意洋洋地宣布，已经在美国的学生不论本人是否提出申请，均可获得永久居留权。在当时，如果拒绝，那就会为美国当局所不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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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来自西方国家的专家、留学生和其他侨居中国的人，都收到了本国驻华大使馆劝他们离华的通知。绝大多数人走了，有的几个月，有的几年，有的一去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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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危机中，存在着外国浑水摸鱼的情况，而且已知的表现还仅是冰山一角——这是可以肯定的，只不过具体细节的揭露还需要一段时间。更早一段时期中反对中国的隐蔽行动现在已从各种不同的渠道陆续泄露出来，包括一些特工人员及其幕后操纵者所写的坦率（甚至有点自我吹嘘）的回忆录。这里只需要引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秘密行动处创建人所说的下面这段话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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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8年以来，秘密行动处被授权进行）任何有关宣传的隐蔽活动，包括对地下抵抗运动团体的援助，以支持本土反共分子……这些活动的计划和组织必须做到……如一旦被发现，美国政府能够言之成理地推卸掉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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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相信，在这样一种心态下，特工人员会不去抓住他们在1989年中期所必然看到的事态发展中的机会。即使他们的政府采取比较谨慎的政策，他们之中有些人将会不可避免地兴奋得非投身进去不可。如果成功，他们将成为政府所吹捧的英雄；如果失败，他们可以让那些帮助挑起事端的人为后果负责，而他们自己假使不被当场抓住，则可以退入隐蔽的暗处，等待下一个机会。或者，在几十年之后写出回忆录，把这场赌局失败的责任推到别人（自己一方或对方）头上(3)。这样的事情，过去有过，无疑还会不断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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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次运动取得成功、党和政府步步后退，那将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类似于导致苏联垮台的那种发展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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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的要求常常是含混不清的。那座用轻型材料在天安门广场树起来的巨大的“自由女神”像，确切无疑是仿照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制作的。如果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会山或白宫前，示威人群安营扎寨好几个星期，并且树起了毛泽东的巨像或新中国的其他象征，还阻挡美国军队开进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又将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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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以后这些年里中国的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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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和后来这段时期，中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建设上——提高全国的生产力，取得的成果是相当惊人的，中国在发展的速度方面跃居世界前列。从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任务概括为“三个代表”，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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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入暮年，但始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从一开始，就不断地有人宣布它的“死亡”，但直到现在，它一再地复活，并被奉为实践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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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不是预言，而是一种分析的方法。它的要素是：社会制度的更替是不可避免的，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如此，资本主义也如此，发展到顶峰就是社会主义和最后的共产主义，作为基础的生产的发展以及作为上层建筑的所有组织形式和思想意识，使这一归宿成为可能——实际上不可避免。这些变化因各个国家发展的环境和程度不同而异，还要看各国人民对于这些变化的可能和必要的认识。社会发展是没有固定的时间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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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那些不同意马克思的人中间，马克思也被广泛地推崇为历史上最先进的思想家之一，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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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广播公司（BBC）、英国《经济学家》和其他一些传媒对马克思均持这样的观点。一个常见的论点是：即便他没有预言第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历，他对资本主义肯定是十分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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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谈一点中国的近事和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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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国成为一种被称为“非典型肺炎”（SARS）的灾难的发源地和战胜这场灾难的战场。在这一战斗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事迹，特别是在全国的医护人员中——不少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值得注意的还有新一代领导人的表现。他们有力地制止了掩盖消极面的官僚主义倾向，果断地给那些责任者以降级或撤职的处分。与此同时，平易近人的新总理温家宝出现在被划定的危险区域，不戴口罩（在这些地方几乎所有人都必须戴口罩），这对于当时普遍的惶恐心理起了一种镇定的作用。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保证食物、药品及其他必需品的供应，取得了很大成效。在疫情严重的地方，迅速地建起了隔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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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正住院做手术后的复查。预防“非典”的措施是如此严格，医院内部相互之间都要实行检疫，往来均须穿上隔离服。在更大范围内，有几个月人们不能进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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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显著的进步是注意到了医疗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在这一时期，人们想起了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制度，这一制度曾实行过好多年，但后来被“遗忘”了。现在人们开始谈论恢复这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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