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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谈一点中国的近事和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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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国成为一种被称为“非典型肺炎”（SARS）的灾难的发源地和战胜这场灾难的战场。在这一战斗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事迹，特别是在全国的医护人员中——不少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值得注意的还有新一代领导人的表现。他们有力地制止了掩盖消极面的官僚主义倾向，果断地给那些责任者以降级或撤职的处分。与此同时，平易近人的新总理温家宝出现在被划定的危险区域，不戴口罩（在这些地方几乎所有人都必须戴口罩），这对于当时普遍的惶恐心理起了一种镇定的作用。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保证食物、药品及其他必需品的供应，取得了很大成效。在疫情严重的地方，迅速地建起了隔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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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正住院做手术后的复查。预防“非典”的措施是如此严格，医院内部相互之间都要实行检疫，往来均须穿上隔离服。在更大范围内，有几个月人们不能进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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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显著的进步是注意到了医疗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在这一时期，人们想起了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制度，这一制度曾实行过好多年，但后来被“遗忘”了。现在人们开始谈论恢复这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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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这些和其他一些方面，常常出现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摇摆现象。当各种设施——即使还很低级——大家都能享受到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倾向，把追求高质量指斥为崇尚奢华。当质量和现代化成为主要目标的时候，群众性这一因素又会得不到重视。现在，正出现一种对于一度被称为“两条腿走路”的原则重新认识其价值的苗头。随着更先进的科学手段和更深的理解，很有可能在较高层次实行这一原则。值得注意的是，高昂的医疗费用（特别是患大病时）为一般人所无力负担。尤其是在医院和诊所争相购置最先进的、最昂贵的医疗设备的情况下，这些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患者头上，而他们之中大多数是付不起的。现在，政府已采取行动，降低某些药品价格，但还不够——类似的其他措施正在考虑之中。2003年新上任的共产党和政府的新领导班子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敏感、更加积极。在我写这一段的时候，它正在开展一个全国性的防止艾滋病扩散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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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已退下来的上一届领导班子在任期末段，以及新一届领导班子都为人民的健康做了许多事情。在北京，户外健身设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许许多多地方出现，免费提供给人们使用，从小孩子到七八十岁高龄的男男女女都很喜欢它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他（她）的健身器械，包括像我这样行动不便的老人。全民健身热潮有益于城市居民的形象是显而易见的——从前，学者和职员都有点驼背，一眼就能分辨，并且一直被认为是有书卷气的表现，现在他们的腰板都直起来了。所有这些改变的成果，必将在2008年奥运会上，在运动员和千千万万新的运动爱好者身上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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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趋势是全国工会重新活跃了起来。在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初期，工会曾经劲头十足。后来，政府实行了固定的八级工资制，工人按年资和技术分成八级，工资、住房、其他福利都因级别而异。按照这个制度，实际上所有城市居民都有工做，这当然使他们得到了必要的生活保障。但工会组织却因此逐渐失去了它们的作用。连它们一向主管的保障安全生产的功能也逐渐淡化，对工人的福利原来管得很多，后来缩小得只剩下分发免费电影票和组织假日旅游了。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工会组织已无足轻重。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私营或股份制企业（包括部分或全部由外国公司投资的企业）的发展，工会组织又变得需要了。中国的新领导班子对这一点给予很大的重视，这在中华全国总工会2003年的大会上充分体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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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的回忆录就将结束了。但在结束之前，我还想提到中国常用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名词：脑海。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种其他语言中，还没有一个词能更好地表达人类心灵广泛而又复杂的运动——有时深不见底，有时又浪高千尺；有时安静无声，有时又怒涛汹涌。讲求实际的中国人从不认为有灵魂这样的抽象要素存在。尽管有许多关于精神世界的通俗迷信存在，思想活动——如同其他人体表征一样——一直归因于某一身体组织，尽管在更古老的传统中，这个身体组织是指心脏，认为它是理性和良心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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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脑海”可以被看作用来记录经验、对各个层次的各种刺激作出个人的反应，因为海洋既可以反映海洋之上天际的色彩，也可以反映海底深处岩层的寒冷和火山的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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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录在这里就结束了——就目前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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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十年里——如果我能活这么长的话——我也许还会写一段“尾声”。如果活不到这么长，那我的这一工作就算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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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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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苏儒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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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这是中文版书名，英文原版书名为Woman in World History-Soong Ching Ling（Mme．Sun Yatsen），中文版由沈苏儒译，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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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者注］据《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①》，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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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国A．汤姆·格伦斯菲尔德（A．Tom Grunsfeld）教授2003年在《亚洲研究》（Critical Asian Studies，Routledge USA）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为《上帝，我们玩够了：中央情报局在中国及中美关系》（God We Had Fun：CIA in China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文章引用了以下几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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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里·艾伦（Maury Allen）著《中国间谍：休·弗朗西斯·雷德蒙的故事》（China Spy：The Story of Hugh Fancis Redmond．New York：Gazette Press，Inc．，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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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霍洛布（Frank Holober）著《中国海岸的袭击者：朝鲜战争期间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Raiders of the China Coast：CIA Covert Operations during the Korean War．Annapolis：Naval Institute Pres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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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肯尼思·瑙斯（John Kenneth Knaus）著《冷战的孤儿：美国和西藏的求生斗争》（Orphans of the Cold War：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New York：Public Affairs，1999）及其他两本关于在西藏的秘密行动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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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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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怀着敬爱的心情完成了爱泼斯坦同志所委托的任务——他的回忆录的翻译工作，感到十分欣慰。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增进了对爱老的思想、经历和业绩的了解。他对中国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工作的精益求精、对名利的淡泊，这一切都给了我们很深刻的教育。相信读者在读了这本回忆录后一定也会有和我们一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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