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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彤宇加入中国黄页后，充分展示了其在策划、宣传和业务推广上的天分，为中国黄页后来的市场开拓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仅如此，他还极力鼓动自己的女友彭蕾也加入中国黄页。彭蕾第一次走进中国黄页办公室时就听到一个大嗓门在叫喊：“我们也要保钓（注：即钓鱼岛）！”孙彤宇告诉她，这就是马总。几年后，彭蕾也成了马云手下叱咤风云的得力“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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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李琪、孙彤宇等人之外，陆续加入中国黄页的还有马云的学生蒋芳（1996年5月进入中国黄页）、韩敏（1997年进入中国黄页），以及后来被蒋芳冠以绰号“吴妈”的网络高手吴泳铭（1996年年底进入中国黄页）。而后来历任阿里巴巴销售总监、资深总监的谢世煌，当时正在杭州一家国企上班，为了打发无聊的上班时间，他常常一边打牌、一边用杭州电信的专线浏览互联网上的图片。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意外发现了一家叫做“中国黄页”的网站，并结识了时任总经理的马云。后来，谢世煌常常这样描述他对马云的第一印象：“无论是从眼神、语气还是走路的步伐来看，这个人的作风都和国企的人完全不同。”不过，谢世煌当时并没有加入中国黄页，他追随马云南征北战的创业旅程，要在一年多以后马云率队北上时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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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杭州城开始，马云就吸引了这些后来跟随其先后北上、南下的亲密伙伴，而日后常被人们提起的阿里巴巴“十八罗汉”，也是从中国黄页时代开始陆续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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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正传：活着，就是为了颠覆世界 二、“书生”闯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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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京城的媒体尚在那迟迟不来的政府红头文件与方兴未艾的互联网大势之间举棋不定时，马云大声呼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说，互联网将改变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众生的漠然，面对当局者的麻木，马云的内心发出一声强烈的呐喊：中国不能再错过互联网的“末班车”了！遗憾的是，他是“声有余而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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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今有昔比，昨日重现。而北京城的上空似乎仍在回荡着当年“书生马云”那恍如隔世的宣言、誓言：“再过几年，北京就不会这么对我了；再过几年，北京就会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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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京城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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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为了实现心中的远大理想——做“中国的雅虎”，马云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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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时，已经是深秋时节，马云只带了技术总监何一兵一人，另外就是一摞宣传资料和一台当时最先进的486电脑。瑟瑟冷风让马云感觉到创业之路就像这天气一样，冬天快要到了，春天还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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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京，马云最想见的就是当时互联网行业最具知名度的“网络女侠”——张树新。此时，瀛海威那块气势磅礴、极富煽动性的大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已经赫然屹立于中关村白颐路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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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马云带着何一兵推开中关村一个写字楼的门，找到了正在忙碌的“女侠”张树新。那时，她正忙于跑批文，忙于建她的瀛海威大网，根本没有太多时间和这个杭州来的马云畅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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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后，原本准备与张树新开展合作的马云，郁闷地走出大门，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当他再次经过白颐路南端的那个广告牌处，感慨地对何一兵说：“如果说互联网上一定有人要死的话，她张树新肯定比我死得更早。”再过几年，马云这个预测还真的分毫不差地得到了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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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异地，独闯京城，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在北京，马云没有什么亲人，也没有很深的社会关系。但是，马云从小“行侠仗义”的豪放性格决定了一个必然结果：这个杭州来的哥们儿，走到哪里都能交到朋友，都不会感到孤独。“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话至少用在马云身上是贴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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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马云就认识了一个叫钱锋的哥们儿。钱锋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他还有个外号——“钱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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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钱锋，还不到30岁，他一开始在当时中关村最知名的IT公司——四通公司干过一段时间，后来干脆自己出来做BP机生意，倒也经营得有声有色。马云来到北京之后，为了帮马云打通关系，“钱大爷”愣是放下自己的大好生意不做，开着一辆白色捷达车，全天候拉着马云跑路子，那真是“舍命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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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在寒风冽冽的北京街头，在中央各大部委的大门前，在京城几大媒体的大厦旁，多了两个永远脚步匆匆的年轻人：其中一个，肩上老是背着一台与其瘦小的身躯极不相称的笔记本电脑，这是小个儿的马云；另外一个，手里握着那辆宝贝捷达车的钥匙、眼上常罩着个颇具“老大”气质的墨镜，那是高个儿的钱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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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实仍然是冰冷的。那时的北京，政府不晓得中国黄页，老百姓不知晓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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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北京造势，马云首先想把从杭州带来的资料拿到北京一家媒体上发表，通过媒体宣传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这些在今天的马云看来是“小事一桩”的事情在当时要实现起来也是面临很大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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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5年那个时候，中国政府对于要不要发展互联网的态度还不明朗，也没有明确的红头文件做政策表述。之所以迟迟不能下定论，主要是因为对于西方国家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理论有很大的争论，两种观点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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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主要是学术派）认为，所谓“信息高速公路”只是西方国家的“新殖民主义”阴谋，他们认为，中国绝不能在后工业时代失去主动权，否则将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改革派”则认为，中国必须加快发展互联网的速度，否则将被数字鸿沟挡在信息时代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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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今天，重新审视这种争论时，很多人都会感到前者的观点显然是荒谬的。事实上，如果不是互联网如幽灵般诞生并传入中国，中国想摆脱以能源消耗、环境破坏和劳动力剥削为特征的“世界工厂”的尴尬现状，几乎是不可能的。正是互联网给了后发的中国公司一个赶超的机会，如果不能建成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就不仅仅是做“世界工厂”的尴尬结局，更面临成为“新殖民地”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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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论战”仅仅在民间悄悄展开，政府只是在观望，不反对，但也不支持。然而，政府没表态的事，媒体自然也不敢轻举妄动。这就给当时的舆论导向造成了不明朗的尴尬：在当时的北京，无论大报、小报，无论电台、电视台，未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没有哪家媒体敢大张旗鼓地宣传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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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是，1995年的马云在习惯了以“帽”取人的京城媒体人眼里，充其量是个小小的个体户，头上没有“红帽子”。所以，即便政府允许媒体宣传互联网了，人家凭什么要替你马云宣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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