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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在寒风冽冽的北京街头，在中央各大部委的大门前，在京城几大媒体的大厦旁，多了两个永远脚步匆匆的年轻人：其中一个，肩上老是背着一台与其瘦小的身躯极不相称的笔记本电脑，这是小个儿的马云；另外一个，手里握着那辆宝贝捷达车的钥匙、眼上常罩着个颇具“老大”气质的墨镜，那是高个儿的钱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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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实仍然是冰冷的。那时的北京，政府不晓得中国黄页，老百姓不知晓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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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北京造势，马云首先想把从杭州带来的资料拿到北京一家媒体上发表，通过媒体宣传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这些在今天的马云看来是“小事一桩”的事情在当时要实现起来也是面临很大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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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5年那个时候，中国政府对于要不要发展互联网的态度还不明朗，也没有明确的红头文件做政策表述。之所以迟迟不能下定论，主要是因为对于西方国家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理论有很大的争论，两种观点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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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主要是学术派）认为，所谓“信息高速公路”只是西方国家的“新殖民主义”阴谋，他们认为，中国绝不能在后工业时代失去主动权，否则将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改革派”则认为，中国必须加快发展互联网的速度，否则将被数字鸿沟挡在信息时代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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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今天，重新审视这种争论时，很多人都会感到前者的观点显然是荒谬的。事实上，如果不是互联网如幽灵般诞生并传入中国，中国想摆脱以能源消耗、环境破坏和劳动力剥削为特征的“世界工厂”的尴尬现状，几乎是不可能的。正是互联网给了后发的中国公司一个赶超的机会，如果不能建成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就不仅仅是做“世界工厂”的尴尬结局，更面临成为“新殖民地”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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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论战”仅仅在民间悄悄展开，政府只是在观望，不反对，但也不支持。然而，政府没表态的事，媒体自然也不敢轻举妄动。这就给当时的舆论导向造成了不明朗的尴尬：在当时的北京，无论大报、小报，无论电台、电视台，未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没有哪家媒体敢大张旗鼓地宣传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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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是，1995年的马云在习惯了以“帽”取人的京城媒体人眼里，充其量是个小小的个体户，头上没有“红帽子”。所以，即便政府允许媒体宣传互联网了，人家凭什么要替你马云宣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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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清了形势的严峻之后，马云也明确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要做事，先做人；要“搞定”媒体，先“搞定”与媒体打交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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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被“搞定”的，是一个司机。当时，钱锋告诉马云，他认识一个司机，在《北京青年报》工作。获悉此事之后的马云大喜，他觉得“有戏”了。很快，在钱锋的撮合下，马云和这个司机混熟了，马云决定“有所行动”了，他想让这位司机疏通一下关系，争取在京城的媒体上能发表一篇“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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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马云也不“老土”，在那个年代，他就明白一个道理：在市场经济的年代里，花钱不一定能办成事，不花钱肯定难办成事。当然，也许是小题大做了，毕竟，这也是中国人的“人之常情”了。马云很慷慨，一出手就给了这位司机大叔500元。区区500元，犯得着用“慷慨”来形容吗？且慢，那还是1995年的北京，1988年马云刚刚任教时，每月工资是89元；1995年，马云决定正式下海离开学校时，他的同事们刚刚涨工资——涨到了120元，那时，同事们都很兴奋，终于“破百”了。所以，如果马云那时没下海的话，当时的500元相当于他4个月的工资还多个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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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马云也作好了这笔“巨资”打水漂的准备了，他拍拍那位司机大叔的肩膀：“哥们儿，不管是什么媒体，管他大报、小报，只要能发出去，这钱就是你的；就算发不出去，这钱还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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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位司机师傅却很敬业，他告诉马云：“《中国贸易报》可能有戏。”马云不解，进一步问之，司机告诉他，《中国贸易报》是个很有魄力的媒体，如果能打通关系，兴许可以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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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一定要试试再说。于是，抱着一种“死马权当活马医”的想法，在《北京青年报》那位神通广大的司机师傅引荐和哥们儿钱锋的“护驾”下，马云终于走进了《中国贸易报》的总编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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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贵人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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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马云等人的那位《中国贸易报》总编，名叫孙燕君。见面之后，马云很快从电脑中调出中国黄页的Homepage，一页一页地演示给孙燕君看。由于当时的网速实在太慢，颇为细心的马云提前就把所有的网页都储存在电脑硬盘里。面对电脑屏幕，神采飞扬的马云又开始宣传他独创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说……”，原本限定在两个小时内的谈话，一谈就是大半天，马云就这样跟孙燕君云山雾罩地大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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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时的孙燕君对互联网也是一知半解，马云自己也讲得似是而非，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达成一种共识：Internet是个有前途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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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一篇5000字的长篇特稿——《走近马云》，赫然出现在《中国贸易报》头版。那篇文章，是一个叫江勇的记者写出来的，而最后拍板同意在头版发表的，正是孙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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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北京的媒体第一次报道马云和中国黄页，而且是以一种空前高调的姿态，用长篇特稿的形式发表在报纸的头版。紧接着，北京又有4家媒体相继报道了马云和中国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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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马云的确是个让人难以拒绝的人，尽管他自己都对互联网一知半解，却把同样是一知半解的孙燕君彻底说动了。关于和马云的第一次见面，孙燕君先生在一篇回忆录里这样写道：“那是我和马云的第一次见面，从此开始了我们长达10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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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那次会面之后，马云在北京又多了一位亲密伙伴，跟着他一起穿梭于寒风冽冽的北京街头，徘徊在中央各大部委的大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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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孙燕君提了一个建议：“过一段时间，我搞一个活动，请一些编辑、记者朋友过来，让你和他们见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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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欣然接受，这当然是他梦寐以求的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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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之后，在一个北风凛冽的日子，马云终于如愿以偿——北京长安俱乐部的雷吉尔餐厅（外经贸部的隔壁），一个以京城报界、商界人士为主的联谊活动在那里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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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一大清早，兴奋的马云就和一群从杭州过来的中国黄页的工程师们忙得不亦乐乎，先是折腾从杭州带过来的那两台486电脑，从显示器到键盘，一个个接上。由于当时的网速实在太慢，联网又成了困难，他就把要展示的资料都拷到硬盘上。在此之前，为了准备这个新闻发布会，马云带着他的伙伴们整整苦干了两天两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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