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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对于口述历史这种形式的认识尚不一致，我们所做的也只能是一种探索。在形式上，口述史为保持文体的连贯性，全部采用第一人称的自述体裁。这不仅便于梳理受访者的历史和思想脉络，也更便于读者阅读。在内容上，我们对口述者的基本观点和认识不做任何修正，对口述涉及的庞杂史实原则上不做考据订正。文字的定稿，均经过口述者的修订和认可，其内容最终由口述者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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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哲人马克·奥利略曾这样说过：“我们之所闻，仅仅是一种观念而非事实本身；我们之所见，只能是一个视角并不代表真理。”我们认为，用这句话为口述史定性是比较恰当的。口述历史本身就意味着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更不等同于“信史”，即便通过加工整理，也只能是受访者认识水平上的个人观察。相对于历史全貌和真实，难免有“瞎子摸象”般的片面和“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敬请读者留意该种历史读物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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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的问世，是我们编撰出版“回忆与反思”口述史丛书的一个开端。在浩瀚的历史面前，尽管我们做的只是对沧海一粟的记述，但是我们将尽力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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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如一幅复杂而斑斓的拼图，只有集各种不同的视角，方可重现当年的主要历史场景。在这代人即将走出历史舞台的今天，目前尚缺乏对这代人全面准确的记载和客观公正的评述。这代人不仅有责任率先正视自己的历史，也有义务把自己的历史和反思留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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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感谢三联书店和责编唐明星女士，感谢参与编撰口述史团队工作的诸位采编和朋友，正是大家共同的努力和帮助，才使我们能将这本书呈献于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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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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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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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来自安源的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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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籍是江西省萍乡市安源的张家湾村，也就是毛主席搞“秋收暴动”的策源地。我的祖父叫陈包春，是个农民，但家里没有什么土地。他小时候上过私塾，后来就到南货店和药店当学徒，算是个沾点边儿的小工商业者吧。我父亲小时候聪明伶俐，也在私塾读书，而且学得很好，但后来因为家境不好还是辍学了。他也当过很多行当的学徒，如药店伙计、挑剃头担子的学徒等，都是为了生计。我父亲就在这么一个勉强温饱的家境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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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我回了趟老家，实地看了以后真有一些触动。我在想，父亲怎么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后成了做官儿的呢？回来后，我又把父亲的传记拿出来看。原来，他参加革命，最早是有个表哥把他带到了安源煤矿。在那里，他看到了煤矿工人的悲惨境遇，十分同情。那时，中国的工人运动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了，他也接触到了那些早期的共产党人和青年团员，逐渐就被卷进去了。对于他为什么参加革命，我也曾问过他本人。他说，那时安源有学生的进步组织，有团的组织，他们启发我、吸引我，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思想进步，就吸收我参加了青年团。后来又让我到萍乡中学去工作。我上萍乡中学还是组织帮了忙的。当时进中学还要考英语，我怎么会英语呢？于是组织上派人给我打pass，传过来一个纸条让我抄。这样，我才上了萍乡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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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姓孔，但我家和孔夫子的孔家一点关系也没有。我父亲原名陈开远，上萍乡中学后，他就改叫陈铁铮了。因为当时组织上除了找人帮他考英语外，还用了别人的一个证件。在做假证件的时候，他们发现繁体的“鐵錚”两个字笔画特别多，用笔画多的字就可以掩盖住证件上原来名字的痕迹，所以就叫我父亲改名叫陈鐵錚了。再后来，我父亲做地下工作时又曾化名叫陈坤元，大家都叫他坤元。江西、湖南一带的发音，“坤元”音似孔原，就这么叫成“孔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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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我觉得多数人都不是那种主观意识很强，经过充分学习研究，形成对理论的理解，以至在一定信仰基础上去选择的道路。而是被某一种新思想吸引了，当一个社会潮流涌过来，它的张力强大到足以把很多人卷进去。我用“卷进去”这个词来形容，是因为那个时候学校里有进步组织，有共产党、青年团，还有外围组织，是组织吸收了像我父亲这样的青年。我觉得我父亲当时似乎没有进行很自觉的选择，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做任何真正深入的思考，包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等等都还谈不上，而是革命的潮流把他卷了进去，这与今天青年人的选择是很不一样的。我还记得我18岁入党时，父亲曾说：“说起来，我那时入党还没有你孔丹水平高啊。我不像你们读了很多书，对党有理论上的了解。我当时就是参加学生运动，后来做了审判土豪劣绅的法庭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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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兴起了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青年学生是积极响应的。我父亲看起来也文质彬彬，好多人说他戴个金丝边的眼镜，就像日本的西园寺公一(1) ，有点知识分子的味道。其实他当时就是个连初中还没毕业的小知识分子，和陈云同志的学历有点相似。党内很多人都说陈云是大知识分子、革命理论家，可陈云同志填写学历时，文化程度一栏就填“小学”。当年的共产党人大多就是这样的一点儿文化程度，却使他们很容易接受了当时的新思潮，以至在革命大潮来临时被卷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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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初期，安源的产业工人已经相对很集中了，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有一万多工人，再加上几千失业工人，是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就来到安源了解情况，李立三留下来组织工人、发展党员。那个时期安源的共产党员可能占了全国的一半甚至更多，可以想象当年那个地方共产党的力量有多大。当地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影响很大，形成了一股社会浪潮。1922年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从此开始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后来，路矿主和工人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安源工人大罢工(2) 。那次罢工由李立三、刘少奇等人领导，在党史上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有组织、有策略，取得了很大成功，因此经常被人们传颂。可以对比的就是“二七大罢工”，那次损失就惨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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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5年9月，安源的工人俱乐部被武力解散。一部分工人就南下广东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中，萍乡路矿工人就占到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所以，叶挺独立团在北伐中特别能打仗，战功赫赫。还有一些工人，这时回到了农村。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这些萍乡路矿工人也有相当一批参加了暴动，是起义部队的主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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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当时也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以后，他转到苏联的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那次才系统地接受了关于共产党理论的训练。他回国后，当过中共江苏省委的组织部长，接着做了两年中共中央组织局的组织部长。后来他又到上海，做了中共中央的北方代表，曾在这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工作过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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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他做中共中央的北方代表时，不过也就是二十五六岁，柯庆施还是他的下级。我有时都很难想象，他年纪轻轻，却曾经在党内执掌这么大的权力，所以人们说孔原是年轻的老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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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父亲在党中央工作的这一时期，恰恰是“左”倾路线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无疑，他是当时“左”倾路线的一个重要执行者。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他曾派郭洪涛、朱理治到陕北。郭、朱去了以后，整了高岗、刘志丹等陕甘红军的一大批干部。那时的共产党，组织纪律十分严明，中央代表派出去的几个人，就可以对当地的党组织和红军根据地进行翻天覆地的整肃。这件事在我父亲的革命生涯中，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左”倾路线的后果，如《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 中表述的，就是红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五，白区损失了几乎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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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人和我开玩笑说，你父亲也是个“老运动员”了。确实，他历史上犯过错误，也挨过几回整。虽然在一些历史问题上，党内还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我父亲去世时，郭洪涛来吊唁，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了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认为关于西北问题的结论是不公平的。但我听父亲自己讲起这段历史时，没有任何的抱怨，他对组织的结论心悦诚服。他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对我说：“你看我们这些人，那时受苏联的影响，受苏共的影响，犯了不少错误，还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高明。”后来我才懂得父亲反思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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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犯错误之后，组织上又派他去苏联的列宁学院学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授过课。曾庆红老大哥后来对我说，他父亲曾山和我父亲在列宁学院的时候，实际接受的是情报工作的训练。2011年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专门找到了当年的列宁学院。老建筑上还雕刻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不过那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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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父亲跟毛泽民、陈潭秋两个人一起回国。途经新疆的时候，那两个人被盛世才留下来工作，后来被盛杀害了。我父亲只待了一段时间，就奉召回到了延安，算是幸免于难。到延安后，第一个和他谈话的就是毛主席。他对毛主席说：“我是犯了错误的。”毛主席说：“没有什么关系，你也挨过王明的整嘛，王明是家长制。”我父亲说：“是的，我给王明提了点儿意见，他就对我很严厉。王明就是家长制。”毛主席说：“你回来了，就安排你到社会部做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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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央社会部的部长是康生，第一副部长是李克农，我父亲排第三位。可见，中央对他仍很重视。后来又调他到周总理主持的南方局工作，任南方局组织部长，宋平、荣高棠在那里做干事，当时董必武是南方局的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又跟着队伍到东北，先后做过沈阳的书记、延吉的书记、吉林的书记、抚顺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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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进了北京，总理找他谈话，要他去海关总署工作。父亲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海关啊？海关做什么啊？”总理说：“那你就去学嘛，去了解嘛！”这样，我父亲就做了第一任的海关总署署长，后来还兼任外贸部的副部长。在他任内，制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海关法》。1957年，他被调到中共中央调查部，任常务副部长。李克农去世后，他接任部长。党中央系统当时有五个部：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联络部、调查部。调查部的名字是毛主席起的，实际就是情报机构。调查部当时不负责反间谍，主要负责境外的工作。他在中央调查部工作了九年，在中国的情报工作史上也不算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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