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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初期，安源的产业工人已经相对很集中了，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有一万多工人，再加上几千失业工人，是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就来到安源了解情况，李立三留下来组织工人、发展党员。那个时期安源的共产党员可能占了全国的一半甚至更多，可以想象当年那个地方共产党的力量有多大。当地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影响很大，形成了一股社会浪潮。1922年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从此开始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后来，路矿主和工人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安源工人大罢工(2) 。那次罢工由李立三、刘少奇等人领导，在党史上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有组织、有策略，取得了很大成功，因此经常被人们传颂。可以对比的就是“二七大罢工”，那次损失就惨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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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5年9月，安源的工人俱乐部被武力解散。一部分工人就南下广东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中，萍乡路矿工人就占到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所以，叶挺独立团在北伐中特别能打仗，战功赫赫。还有一些工人，这时回到了农村。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这些萍乡路矿工人也有相当一批参加了暴动，是起义部队的主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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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当时也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以后，他转到苏联的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那次才系统地接受了关于共产党理论的训练。他回国后，当过中共江苏省委的组织部长，接着做了两年中共中央组织局的组织部长。后来他又到上海，做了中共中央的北方代表，曾在这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工作过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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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他做中共中央的北方代表时，不过也就是二十五六岁，柯庆施还是他的下级。我有时都很难想象，他年纪轻轻，却曾经在党内执掌这么大的权力，所以人们说孔原是年轻的老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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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父亲在党中央工作的这一时期，恰恰是“左”倾路线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无疑，他是当时“左”倾路线的一个重要执行者。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他曾派郭洪涛、朱理治到陕北。郭、朱去了以后，整了高岗、刘志丹等陕甘红军的一大批干部。那时的共产党，组织纪律十分严明，中央代表派出去的几个人，就可以对当地的党组织和红军根据地进行翻天覆地的整肃。这件事在我父亲的革命生涯中，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左”倾路线的后果，如《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 中表述的，就是红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五，白区损失了几乎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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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人和我开玩笑说，你父亲也是个“老运动员”了。确实，他历史上犯过错误，也挨过几回整。虽然在一些历史问题上，党内还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我父亲去世时，郭洪涛来吊唁，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了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认为关于西北问题的结论是不公平的。但我听父亲自己讲起这段历史时，没有任何的抱怨，他对组织的结论心悦诚服。他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对我说：“你看我们这些人，那时受苏联的影响，受苏共的影响，犯了不少错误，还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高明。”后来我才懂得父亲反思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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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犯错误之后，组织上又派他去苏联的列宁学院学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授过课。曾庆红老大哥后来对我说，他父亲曾山和我父亲在列宁学院的时候，实际接受的是情报工作的训练。2011年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专门找到了当年的列宁学院。老建筑上还雕刻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不过那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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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父亲跟毛泽民、陈潭秋两个人一起回国。途经新疆的时候，那两个人被盛世才留下来工作，后来被盛杀害了。我父亲只待了一段时间，就奉召回到了延安，算是幸免于难。到延安后，第一个和他谈话的就是毛主席。他对毛主席说：“我是犯了错误的。”毛主席说：“没有什么关系，你也挨过王明的整嘛，王明是家长制。”我父亲说：“是的，我给王明提了点儿意见，他就对我很严厉。王明就是家长制。”毛主席说：“你回来了，就安排你到社会部做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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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央社会部的部长是康生，第一副部长是李克农，我父亲排第三位。可见，中央对他仍很重视。后来又调他到周总理主持的南方局工作，任南方局组织部长，宋平、荣高棠在那里做干事，当时董必武是南方局的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又跟着队伍到东北，先后做过沈阳的书记、延吉的书记、吉林的书记、抚顺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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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进了北京，总理找他谈话，要他去海关总署工作。父亲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海关啊？海关做什么啊？”总理说：“那你就去学嘛，去了解嘛！”这样，我父亲就做了第一任的海关总署署长，后来还兼任外贸部的副部长。在他任内，制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海关法》。1957年，他被调到中共中央调查部，任常务副部长。李克农去世后，他接任部长。党中央系统当时有五个部：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联络部、调查部。调查部的名字是毛主席起的，实际就是情报机构。调查部当时不负责反间谍，主要负责境外的工作。他在中央调查部工作了九年，在中国的情报工作史上也不算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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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部的一些老同志至今还是很怀念他，也怀念那个时期简单有效的工作方式。他们羡慕我父亲当年可以和毛主席、周总理、陈毅等中央领导直接联系、沟通，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比如说那时每个周末都有舞会，周总理、陈毅同志经常去，毛主席、朱老总有时也去。由于过去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亲密关系，他们周末往往在跟总理参加舞会、看电影的场合，碰到一起就把工作汇报了。不像现在和领导层的沟通，有很多层级和程序的限制。当时，陈毅是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主任，我父亲和廖承志、张彦都是副主任，所以出头露面的事情也很多。1964年周总理访问14国，就是由他跟着做对外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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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看作一个领袖集团的话，我父亲这批人都在这个领袖集团之内。他们不像发达国家的官僚，不仅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其中绝大多数的干部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们那一代的使命就是夺取政权，再执掌政权。说起来也是一个奇迹，十年内战，加上八年抗战，再加三年解放战争，建党28年就把政权拿下来了。他们和历代农民起义的改朝换代有什么不同呢？这个不同就在于他们有全新的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方向和目标，他们要达到的那个“彼岸”与农民起义不一样。“民主”这个词，在毛主席的著述中，特别是后期的国共合作与斗争中，以至建立共产党政权的过程中，使用的频率非常高。这反映出当年那一代人的精神追求。有时候，我近距离地观察他们，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可以令人高山仰止的感觉，可能离得太近就觉得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就是这么一批人夺取了政权，组建了这个新的社会。我父亲他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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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1906年生人，1924年入团，1925年转党，那年他才19岁。我母亲后来入党时才17岁。这也反映出在中国动荡的年代，青年人的那种思想活力，使他们成为参与社会变革的动力。共产党也正是因为广泛地吸引了各个阶级、阶层的青年人，才能不断壮大自己直至取得胜利。我父亲当年参加革命，我想这与他有点文化知识和对新思想的向往有关吧。毕竟同村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参加革命，参加了革命没有坚持下来的也有的是，坚持下来后来牺牲了的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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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老家江西萍乡这么一个小地方，当年就不知有多少人被卷入革命队伍，多少人牺牲了！江西省有名有姓的烈士三十多万，在全国各省里面可能是最高的，其中有不少同志被误认为“AB团”(4) 成员而被错杀。当时杀“AB团”很残酷，比如甲乙两个人认识，是一个村子的，甲说乙是反革命，结果就把乙揪出来杀了。那次清党，包括廖承志在内都差点儿被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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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当年最出名的共产党人是张国焘。如果张国焘是个正面人物的话，那萍乡可就出了大领导了。他的弟弟叫张国庶，也曾做过江西的省委书记，后来牺牲了。因为张国焘的问题，张国庶也长期不能得到正名。我父亲在20世纪80年代专门找过杨尚昆和冯文彬等，提出应该给张国庶正名。后来，这事得以解决，明确了他是革命烈士。除了他们兄弟之外，萍乡那个地方在共产党里最大的“官”就是凯丰和我父亲了。我父亲后来成了党的高级干部，当了部长，成为党的六大和八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大的中央委员等。现在他的母校萍乡中学的校名是他题写的，校园里还有他的一个雕像。当地把他当人物了，是萍乡走出去的革命家。这些经历和荣誉，对他个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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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20世纪的知名政治家，日中友协的创始人。——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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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22年9月，江西的安源路矿当局拒绝发放长期拖欠的工人工资，并试图解散工人俱乐部。毛泽东、刘少奇赶到安源，准备罢工。9月12日深夜，李立三为总指挥，刘少奇为俱乐部全权代表，领导近两万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9月18日，在工人们的坚决斗争下，路矿当局终于屈服，签订了十三条协议。这次大罢工取得了胜利。——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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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45年中共中央七大通过的决议案之一，内容主要是批判毛泽东主导中共中央之前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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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世家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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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的老家在河北沧州。沧州靠海，是个对外交流频繁的地方，在河北算是比较开放的地区吧。她出身于一个与父亲截然不同的官僚家庭。我姥爷叫朱佩兰，字蔼亭，做过清末的四品知府，在民国时期做过税务官。他还是个书法家，字写得很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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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原名朱玉筠，在革命生涯中改名为许明。她与姥爷都被列入河北《沧县志》之中。她自幼就非常聪明，而且又非常勤奋。从小，父母亲就都很喜欢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比较像我母亲，当然不只是长得像，主要在于我继承了母亲的聪明和勤奋。我女儿老说：“爸，我怎么脑子没你好使呢？”我就说：“你没爸爸努力呗。”其实，人光靠天资是不够的，更需加上勤奋。这点，在我母亲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我母亲的字也写得非常好，研习书法，应该说是旧时官僚和知识分子家庭的一个传承。后来，她教我写字的时候，先教我隶书，再临魏碑，然后再临欧阳询、柳公权，最后落在柳公权上。不过，由于日久荒疏，我现在的字实在不入流，远远不能与我姥爷和母亲的书法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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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在乡里算是一个聪明的小伙子，我母亲在乡里则是个出类拔萃的好学生，算是个才女吧。当年河北省的高中统考，她是全省的第一名。她在河北省省立第二中学读书时，共产党就在学生里发展党员。党组织看到哪个学生思想进步、学习好、人品好，就将其作为重点发展的对象。组织上觉得我母亲有活动能力，口才也好。所以，她很早就被发展入党了。我认识的多数长辈女同志，除了几个老大姐，像邓（颖超）妈妈、蔡（畅）妈妈、帅（孟奇）妈妈啦，其他都是“三八式”，即抗日战争期间入党的干部。而我母亲比她们稍早一些，她是在1936年，17岁那年入的党，算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员。她当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也是组织者之一。后来她没有继续上大学，而直接去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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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有个前妻，叫张越霞。因此，我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因为我父亲后来去苏联，他们就分手了，张越霞又嫁给了博古。抗战初期，我母亲到延安后被安排在中央社会部做秘书，正好坐在我父亲对面办公。他们就是这样相识的，按现在的说法，叫做“办公室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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