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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人和我开玩笑说，你父亲也是个“老运动员”了。确实，他历史上犯过错误，也挨过几回整。虽然在一些历史问题上，党内还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我父亲去世时，郭洪涛来吊唁，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了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认为关于西北问题的结论是不公平的。但我听父亲自己讲起这段历史时，没有任何的抱怨，他对组织的结论心悦诚服。他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对我说：“你看我们这些人，那时受苏联的影响，受苏共的影响，犯了不少错误，还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高明。”后来我才懂得父亲反思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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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犯错误之后，组织上又派他去苏联的列宁学院学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授过课。曾庆红老大哥后来对我说，他父亲曾山和我父亲在列宁学院的时候，实际接受的是情报工作的训练。2011年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专门找到了当年的列宁学院。老建筑上还雕刻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不过那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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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父亲跟毛泽民、陈潭秋两个人一起回国。途经新疆的时候，那两个人被盛世才留下来工作，后来被盛杀害了。我父亲只待了一段时间，就奉召回到了延安，算是幸免于难。到延安后，第一个和他谈话的就是毛主席。他对毛主席说：“我是犯了错误的。”毛主席说：“没有什么关系，你也挨过王明的整嘛，王明是家长制。”我父亲说：“是的，我给王明提了点儿意见，他就对我很严厉。王明就是家长制。”毛主席说：“你回来了，就安排你到社会部做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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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央社会部的部长是康生，第一副部长是李克农，我父亲排第三位。可见，中央对他仍很重视。后来又调他到周总理主持的南方局工作，任南方局组织部长，宋平、荣高棠在那里做干事，当时董必武是南方局的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又跟着队伍到东北，先后做过沈阳的书记、延吉的书记、吉林的书记、抚顺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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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进了北京，总理找他谈话，要他去海关总署工作。父亲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海关啊？海关做什么啊？”总理说：“那你就去学嘛，去了解嘛！”这样，我父亲就做了第一任的海关总署署长，后来还兼任外贸部的副部长。在他任内，制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海关法》。1957年，他被调到中共中央调查部，任常务副部长。李克农去世后，他接任部长。党中央系统当时有五个部：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联络部、调查部。调查部的名字是毛主席起的，实际就是情报机构。调查部当时不负责反间谍，主要负责境外的工作。他在中央调查部工作了九年，在中国的情报工作史上也不算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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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部的一些老同志至今还是很怀念他，也怀念那个时期简单有效的工作方式。他们羡慕我父亲当年可以和毛主席、周总理、陈毅等中央领导直接联系、沟通，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比如说那时每个周末都有舞会，周总理、陈毅同志经常去，毛主席、朱老总有时也去。由于过去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亲密关系，他们周末往往在跟总理参加舞会、看电影的场合，碰到一起就把工作汇报了。不像现在和领导层的沟通，有很多层级和程序的限制。当时，陈毅是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主任，我父亲和廖承志、张彦都是副主任，所以出头露面的事情也很多。1964年周总理访问14国，就是由他跟着做对外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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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看作一个领袖集团的话，我父亲这批人都在这个领袖集团之内。他们不像发达国家的官僚，不仅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其中绝大多数的干部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们那一代的使命就是夺取政权，再执掌政权。说起来也是一个奇迹，十年内战，加上八年抗战，再加三年解放战争，建党28年就把政权拿下来了。他们和历代农民起义的改朝换代有什么不同呢？这个不同就在于他们有全新的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方向和目标，他们要达到的那个“彼岸”与农民起义不一样。“民主”这个词，在毛主席的著述中，特别是后期的国共合作与斗争中，以至建立共产党政权的过程中，使用的频率非常高。这反映出当年那一代人的精神追求。有时候，我近距离地观察他们，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可以令人高山仰止的感觉，可能离得太近就觉得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就是这么一批人夺取了政权，组建了这个新的社会。我父亲他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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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1906年生人，1924年入团，1925年转党，那年他才19岁。我母亲后来入党时才17岁。这也反映出在中国动荡的年代，青年人的那种思想活力，使他们成为参与社会变革的动力。共产党也正是因为广泛地吸引了各个阶级、阶层的青年人，才能不断壮大自己直至取得胜利。我父亲当年参加革命，我想这与他有点文化知识和对新思想的向往有关吧。毕竟同村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参加革命，参加了革命没有坚持下来的也有的是，坚持下来后来牺牲了的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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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老家江西萍乡这么一个小地方，当年就不知有多少人被卷入革命队伍，多少人牺牲了！江西省有名有姓的烈士三十多万，在全国各省里面可能是最高的，其中有不少同志被误认为“AB团”(4) 成员而被错杀。当时杀“AB团”很残酷，比如甲乙两个人认识，是一个村子的，甲说乙是反革命，结果就把乙揪出来杀了。那次清党，包括廖承志在内都差点儿被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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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当年最出名的共产党人是张国焘。如果张国焘是个正面人物的话，那萍乡可就出了大领导了。他的弟弟叫张国庶，也曾做过江西的省委书记，后来牺牲了。因为张国焘的问题，张国庶也长期不能得到正名。我父亲在20世纪80年代专门找过杨尚昆和冯文彬等，提出应该给张国庶正名。后来，这事得以解决，明确了他是革命烈士。除了他们兄弟之外，萍乡那个地方在共产党里最大的“官”就是凯丰和我父亲了。我父亲后来成了党的高级干部，当了部长，成为党的六大和八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大的中央委员等。现在他的母校萍乡中学的校名是他题写的，校园里还有他的一个雕像。当地把他当人物了，是萍乡走出去的革命家。这些经历和荣誉，对他个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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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20世纪的知名政治家，日中友协的创始人。——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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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22年9月，江西的安源路矿当局拒绝发放长期拖欠的工人工资，并试图解散工人俱乐部。毛泽东、刘少奇赶到安源，准备罢工。9月12日深夜，李立三为总指挥，刘少奇为俱乐部全权代表，领导近两万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9月18日，在工人们的坚决斗争下，路矿当局终于屈服，签订了十三条协议。这次大罢工取得了胜利。——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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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45年中共中央七大通过的决议案之一，内容主要是批判毛泽东主导中共中央之前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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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世家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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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的老家在河北沧州。沧州靠海，是个对外交流频繁的地方，在河北算是比较开放的地区吧。她出身于一个与父亲截然不同的官僚家庭。我姥爷叫朱佩兰，字蔼亭，做过清末的四品知府，在民国时期做过税务官。他还是个书法家，字写得很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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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原名朱玉筠，在革命生涯中改名为许明。她与姥爷都被列入河北《沧县志》之中。她自幼就非常聪明，而且又非常勤奋。从小，父母亲就都很喜欢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比较像我母亲，当然不只是长得像，主要在于我继承了母亲的聪明和勤奋。我女儿老说：“爸，我怎么脑子没你好使呢？”我就说：“你没爸爸努力呗。”其实，人光靠天资是不够的，更需加上勤奋。这点，在我母亲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我母亲的字也写得非常好，研习书法，应该说是旧时官僚和知识分子家庭的一个传承。后来，她教我写字的时候，先教我隶书，再临魏碑，然后再临欧阳询、柳公权，最后落在柳公权上。不过，由于日久荒疏，我现在的字实在不入流，远远不能与我姥爷和母亲的书法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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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在乡里算是一个聪明的小伙子，我母亲在乡里则是个出类拔萃的好学生，算是个才女吧。当年河北省的高中统考，她是全省的第一名。她在河北省省立第二中学读书时，共产党就在学生里发展党员。党组织看到哪个学生思想进步、学习好、人品好，就将其作为重点发展的对象。组织上觉得我母亲有活动能力，口才也好。所以，她很早就被发展入党了。我认识的多数长辈女同志，除了几个老大姐，像邓（颖超）妈妈、蔡（畅）妈妈、帅（孟奇）妈妈啦，其他都是“三八式”，即抗日战争期间入党的干部。而我母亲比她们稍早一些，她是在1936年，17岁那年入的党，算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员。她当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也是组织者之一。后来她没有继续上大学，而直接去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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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有个前妻，叫张越霞。因此，我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因为我父亲后来去苏联，他们就分手了，张越霞又嫁给了博古。抗战初期，我母亲到延安后被安排在中央社会部做秘书，正好坐在我父亲对面办公。他们就是这样相识的，按现在的说法，叫做“办公室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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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大约是8月的某一天，他们在延安结婚。当时是与邓小平、卓琳两口子的婚事一块儿办的。这个结婚的时间，是应邓榕之请考证的。她还感慨道，连具体日子都搞不清，真是愧为子女呀。当时有张照片保留了下来，据说是在毛主席的窑洞前面，四个人一起拍的。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里也有记述。那天，毛主席和中央很多领导都来了，然后大家就喝酒。邓小平是来者不拒，有敬必喝。我父亲一看，嚯，小平同志都这样，我也得有敬必喝，结果就喝得醉到桌子底下去了。我母亲第二天把他臭骂一顿：“你看你，洞房花烛夜干的什么事！”我父亲说：“我是看小平同志在喝呀，他怎么一点事儿也没有呢？”其实，当时有人暗地里保护小平同志，给他喝的都是水。后来聊天聊到这段趣事，我跟他说：“爸，你这个人也太老实了，还是人家小平同志‘官’大呀。”他说：“我也是个副部长啊，我没想到他们会搞这一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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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结婚后，我母亲留在延安，我父亲去了重庆。抗战胜利后，他们一块儿到了东北。我父亲当时是第一任中共延吉市市委书记。1947年，我就生在东北延吉。第二年，我弟弟孔栋也是在那儿出生的。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叫“龙井”，跟龙井茶的那两个字一样。以后，我还去过那儿，想看看我是在哪个屋子里生的。当时政府的大院，曾经是关东军驻屯军的司令部，现在这个房子还在。按照风水先生的说法，在官衙出生的人命硬。不管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不过我的命是挺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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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是个“丹”字，这和“一片丹心向着党”的红色毫无关系。当时因为我出生后在地下室里住，长痱子挠破了皮肤，二十多天大的时候就感染了丹毒，据说脑袋肿得像个篮球似的。我父亲当时和警卫员一起骑马跑了四十多里地，在一支过路部队的医院拿到几针盘尼西林（青霉素），然后用脸盆把药放在凉水里冰着端了回来。当时也没有像样的大夫，只好找了一个日本的实习医生来处理。这个医生也不会用盘尼西林，分几次注射，未能及时控制住感染。感染面大了，他不得不在我头上开了五刀，包括两只耳朵后面各一刀。到现在，我头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疤。不管怎么说，还是救了我一条命。我这个“丹”字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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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母亲也到了海关总署工作。我父亲是署长，母亲是人事处长。那时，很多干部两口子在一个地方甚至一个单位工作，这种现象很普遍，是战争环境决定的。丈夫在延安，妻子也就在延安；丈夫在东北，妻子也就去了东北。当然，有时也不得不分开。新中国成立后稳定了，就有一个夫妻工作上的回避问题。因此，1953年，我母亲就被调到了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在那里，我母亲一直很勤奋，平日里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她在同事中口碑很好，大家都说她待人真诚厚道，普遍认为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女干部。她的工作方法有条不紊，报批文件中重要的地方她都先过目，给总理看的文件都加上批条加以注解，很受总理赏识。总理那里的这种公文性、服务性的工作，她一直负责到她自杀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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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两个人的性格很不一样。我父亲在党内上来下去、下去上来的，地位变化很大，像他这样的人确实比较少。经历了这些，我觉得他就比较圆通了。我用“圆通”这个词儿，一是他没那么多外在的棱角；二是他有韧性。我母亲则更多受到过旧知识分子或者说士大夫气节的熏陶，绝对不为自己的个人利益去低头附会什么势力。她为人比较清高，待人比较耿直，性格特点明显得很。在总理那里，她后来是负责文教领域的联系工作。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总理亲自指挥排练的，我母亲几乎是从头跟到尾，在现场安排和帮助演出。接着，江青搞“京剧改革”的样板戏。江青搞文艺并不是外行，她是懂行的人，也懂京戏。当时，有些样板戏改编得不错，把经典唱腔都安排进去了。但是她这个人事儿多，因为她是主席夫人，别人都哈着她。可我母亲不大买账，在有关工作中我行我素，并不逢迎她，有时惹得江青很不高兴。可以说，我母亲在“文革”前就已经得罪了江青，这对她来说，是个很大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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