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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还是这样看，在我父母那一代人的脑子里，真的没有什么特权阶层的观念和追求，他们真心希望管理好这个国家，给人民带来利益。但是在思想认识上，他们不能不具有那个时代的局限和缺陷。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快就进入了一个党内思想和斗争的动荡期。各种运动，除了少数的如“三反五反”，一路下来都是反右倾的党内斗争，主导着中国的发展。比如反右运动，也影响到党内。我的舅舅15岁入党，是一个年轻的老革命。他很小的时候曾被鬼子抓住，面对鬼子的刺刀眼睛都不眨。但他喜欢东说西说，提意见。结果叫人家给按住了，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这真是很残酷的事，我母亲也没有办法。他后来被下放劳动，我母亲很关心他，也很同情他，但还不能表达出来，只能默默接受组织的处理。这也反映了他们那代人对组织的一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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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我父亲在批判彭德怀的时候上了庐山。李锐的书里引了一批人的发言材料，我父亲也是发言者之一，当然是跟着毛主席的要求和调子去批判彭德怀的。在“文革”前，我们之间不会直接交流这些事情，到“文革”结束以后，父子之间才开始严肃深入地谈论政治问题了。现在回想起来，随着党内斗争一次次地愈演愈烈，很多人都不敢再说真话。像彭德怀，大家其实都明白是和毛主席意见不合，不是什么反党集团和路线斗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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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我当时已经是党员了。罗瑞卿被揪出来批判时，我记得我的父母在家里议论了几句：一个说，罗瑞卿怎么这样对待主席呀？！另一个说，是啊！怎么能这样呢！他们当时确实被灌输被传达的就是罗瑞卿反党，毛主席对他这样信任，他怎么反对毛主席呢？我那时政治上还是模模糊糊的，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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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对党内高层的斗争和矛盾，可以说一无所知。一个是父母的组织纪律观念比较强，他们俩一个搞情报工作，一个在总理身边，因此非常非常的注意。和我们根本不谈这些，没有任何交流。所以我不像一些高干子弟那样，知道很多小道消息。另外，今天看，我觉得毛主席的思想，早期是经济浪漫主义，后期又加上政治浪漫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偏离了他所倡导并践行过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所以中国走了很多弯路。而我父母一代的思想也是在变化发展的，他们曾经在不同程度上是执行者，到后来是其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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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四六八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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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发生了所谓“四六八学潮”(1) 。那一次的事件，我不是发起人，也不是主力，而是参与者，是在特定情况下比较被动地卷进去了。那次学潮是我在高一的时候开始的，在高二的时候结束的。为首的主导者是当时高二年级、后来成为高三年级的几个学生。他们没有把我们纳入学潮的主体，但我们跟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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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从学生的类型上来说，我们和他们也不太一样。我在学校里，属于比较规范的优秀学生。学生运动，从来不是从我这种类型的学生开始的，而是由一些思想上更前卫、行为上更自由的学生发动的。当时四中领头的同学，大多比我高一年级，思想更加独立，比如邱会作的儿子邱晨光、刘澜波的儿子刘安东、宋任穷的儿子宋克荒、李井泉的儿子李新桅、宋之光的儿子宋扬之等人。这些人多数现在都成为我的好友。和他们比较，我那时对政治问题的思考能力不像他们那么强，不像他们那样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我是一个完全被家庭和学校共同塑造的、很习惯于接受规范制式教育的学生，我对学校对老师对校长有那么一种尊崇的感觉。但在那些同学看来，学校在他们眼里并不那么神圣。当时他们听到毛主席的一些说法，听到一些议论，所以就希望能够做些什么。我相信他们了解到了毛主席对教育改革的一些想法，这恐怕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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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他们中一些人就给党中央写了信，学潮就闹起来了。他们认为学校领导班子坏了、烂了，推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我认为，校领导最多是阶级斗争的弦儿绷得不够紧，在政治思想领域“政治第一”贯彻得不够，还有就是毛主席批评的没有采取更生动的教学方法。我总体认为学校领导是有缺点甚至有错误的，但并不认为整个班子坏掉了，需要换掉他们。“四六八学潮”中，四中写信的几位同学觉得自己受到了压制。我则相反，不仅没觉得受压制，反而觉得很受重视或者说被推崇，是作为学校里好的典型来宣扬的。应该说这差别还是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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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点，我在学校里是有影响力的，而且不仅是在干部子弟里有影响，在四中，高一、高二的学生都知道孔丹是“三好学生”。当然，我这种“三好”在那些高年级同学那里，他们可能也不认可。学生们闹起来后，我跟他们也有过沟通。那些高年级同学对我的表现不大满意，我记得他们当时对我说：“你们对教育制度也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吧，不能就这样墨守成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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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学校里还出过一件事。高中有一个叫曹小平的同学，当时很有名。他打乒乓球特棒，是国家一级运动员，我特佩服他的球技。他当时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两句话我还记得：“忠肝扶危主，侠胆济颠舟。”这诗被人逮住了，说“危主”是指蒋介石，“颠舟”是指台湾，这诗是要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因此要把他定成反动学生。不知怎么一下子闹出这么大的事儿，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在中学生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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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里，也出了件事。我们班有个同学叫周孝正，现在是人民大学的教授。大概是高一的下半学期，周孝正以思辨的方式提出了一些问题，共有21条，遭到了批判。由于时间久远，情况已记不太清楚了。前不久我们高三（5）班二十多个同学聚会，我特意提出这件事请大家共同回忆。大家七嘴八舌，大致经过是当时我们去南口劳动，有一位驻军坦克团的康股长给我们作报告，对此周孝正提出了一些问题。于是被康股长通报给我们四中的解校长，遂找了作为团支书的我关注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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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周孝正自己回忆一下当时情况，聚会后他发给我的短信如下：“所谓二十一条，就是我上高中以后在政治课上所想的一些问题。比如：毛泽东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当时世界人口30亿，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人有三十亿分之一的个人主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对不对？无名英雄是否比有名英雄更伟大？学习董家耕，‘脚踩污泥，心怀祖国’和古人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否有矛盾？当时，班上有人让我把问题写下来，我就把所想的问题写在一张家父记账纸的背面，可能有21个问题。我记不清了。”另一个同学鲁啸威，记得还有一条是：“共产主义者是目光远大的个人主义者。”现在谈起来，也就是些比较独立的思考，也比较肤浅的想法。但是，他把很多疑问提出来了。而在当时强调阶级斗争的那种环境下，他敢提出疑问也是有一点挑战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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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我组织同学对他的“二十一”条进行了讨论和批判。我们是一条一条地逐条地批。他当时一下子顺嘴跑舌头的劲儿就上来了。我对他说：“你太过分了，怎么敢这么说话呢！”他这个人就这样，思想很活跃、很有个性，什么都敢说。同学们批得也很厉害，言辞激烈，但整体上，方式还是文明的，是辩论式的。不过，我们人多势众，引用党报言论，口气却是压制式的，直接给人家戴帽子，说这就是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大家还挖了他的出身根源——小业主，其实小业主实在算不上什么剥削阶级范畴。本来大家都是班上的同学，我是团支部书记，没有必要那么较真儿。不过那次我们就较起真儿来了。那个时代，在政治上较真儿反而是自然的、正常的。大家回忆说：有一次我们班正在开会批周孝正的“二十一”条，几位高年级同学冲进来，对周孝正施压，上纲上线。我作为主持者很快结束了班会，现在看这方式还是妥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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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八学潮”中，我们没有在班里把同学分成左、中、右，也没有以家庭出身来划分敌我友。我当时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同学的思想工作，要他们找到自己错误思想的根源，与家庭划清界限。但其实，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班的班长叫黄汉文，地主家庭出身，跟我关系特别好。你说他身上有多少地主阶级的影响？但是还是得挖呀，这是阶级斗争观念啊！我们和高年级学生的另一个区别就是，我们处理这类问题还是注意维护同学间的关系，比较温和，没有把谁推到敌对的一边去。我们虽然批判周孝正的“二十一”条，同时还批判了一些老师的言论。这些批判，也只是说他们思想认识上有错误，没有认为他是反动的。我还和“四清”工作组组长李晨专门谈了周孝正的事，一致认定是思想认识问题，不要再批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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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六中、八中的学生闹事后，引发了在中学里如何搞“四清”的问题。北京市委给四中派来了“四清”工作组。我印象中，工作组领导是市委文教部部长张文松和市教育局局长李晨，组员有杨滨、孙岩等。后来，杨滨留下来当了校长。工作组进驻后，张文松、李晨、杨滨、孙岩等都跟我谈过多次，跟我谈得比较多的是李晨和杨滨。他们四个人的谈话风格各有特点。李晨花白头发，给我印象非常好，觉得他很诚恳，作风做派也很朴实。他很痛切地告诉我：“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现在这种做法不行，一定要在有组织的前提下进行。”对此，我印象极深。张文松给我的感觉不大一样，他讲得都很原则，口气比较大，也比较重，可能是身份不一样吧。杨滨和孙岩则是以长辈阿姨的身份和我们谈话。孙岩和我谈了几次，说话慢悠悠的，很和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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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四清”工作组的工作方式，与“文革”当中被批判的所谓刘邓他们那种搞运动的做法是一样的。其实“四清”本身已经比较“左”了，但是它还比较遵循着党的工作传统。因为党在历史上，延安整风也好，之前的很多运动也好，都有“左”的错误，已经有些经验了。工作组认为高三的几位同学比较偏激，批评了他们。工作组认为我各方面的背景、在学校里的一贯表现、与校长老师的关系以及在学潮中的基本认识，都能够和他们配合。关键是认为我在学生中有影响力，他们需要学生骨干来贯彻执行工作组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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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高年级那些同学后来就说我是什么策略派，被招安了。后来还有人调侃，说我是投降派。总之，我在那些高年级同学心目中的形象应该是很负面的。他们那时认为中国教育制度已经面临生死存亡了，而我任何时候都还在讲努力学习。他们认为四中是一个根子上执行修正主义的班子，是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班子；而我的看法是四中有些做法不符合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但是整体是革命的。他们对工作组的基本态度是抵触的，认为我们没有顽强的斗争精神；而我认为工作组是党组织派来的，在行动上是必须配合的。不过，我思想上也有点矛盾，心里也有种被“招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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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作组觉得思想工作做得火候差不多的时候，市委召集我们这几个学校的学生干部和领头闹事的学生开了一次会。张文松在讲话中，首先肯定了我们的革命热情和阶级斗争观念，也批评了我们，说我们应该按组织形式，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这种运动。我印象最深，而且令我很震撼的是那次万里的讲话。我当时心想万里只是个副市长嘛，没有想到万里讲得姿态很高而且十分严厉。我记得很清楚，他用山东口音说，今天开会，彭真同志委托我，代表中央书记处跟你们谈话。你们闹什么事？他接着把彭真抬了出来，说，彭真同志在中央书记处开过会了，中央没人支持你们！你们都是乱来，胡来！我告诉你们，谁闹事都不行。你们别胡来，胡来我照样管你们！中央跟你们所有人的父母都打招呼了。回去和你们的爸爸妈妈讲，要好好学习，不准再闹事了。你们再闹的话，就把你们抓起来。我一听，当时就蒙了，本以为万里会说中央怎么支持我们呢，结果劈头盖脸把我们臭骂一通。真是厉害，把我们吓得够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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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里虽说对我们很放手，但有些事情我回家还是要向父母汇报的。特别那次大会后，我不敢怠慢，回家就跟父母汇报了。他们说，你们要听话呀，一定要按组织要求办。中央书记处开会专门研究了四中、六中、八中的问题，万里讲的话确实是代表书记处的意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啊！他们还告诉我，彭真同志在书记处会上讲了话。他很强势，要求高级干部管好自己的子女，不要乱来。所以，我父母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教育制度是有问题、有错误的，但不能用这种无政府的学潮方式搞。他们从理念上认为，不能自发地、脱离组织地去搞运动，党组织的领导是第一位的。这可以说是当时党内绝大多数干部的传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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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来看，许多事情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一步一步走下来的。从庐山会议，到和苏联搞翻，毛主席就在思考这些问题，他就推动着一种形式接着一种形式的运动。其中发动学生闹事，我看就是他推动的。毛主席不是说“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吗？这话说得多厉害呀！干部子弟无非还是得这个风气之先，我们不过要适应这个大势行事。“四六八学潮”就是高干子弟们尝试着把党的阶级斗争观念推向教育界，首当其冲的是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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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感觉，我们这些高干子弟在“文革”前和“文革”初做的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自己完全独立的、自觉的、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行动，而仅仅是得了风气之先而已。毛主席的一些意向都表露出来了，作为学潮主力的那些同学，负责写信的那些同学，我想他们的一些做法都是对毛主席的言论、指示和其意向的呼应。但是呼应过头了，最起码没有呼应到中央的点上去。现在看，或许毛主席开始不一定知道，就被书记处很果断地压下去了；或许他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但是他对此未必不同意。这其实和他在“文革”初期支持的红卫兵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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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场学潮给我留下的教训是反向的，就是运动应该按照中央的要求，按组织上的部署来进行。这件事给我的深刻印象，直接影响到“文革”初期我对待红卫兵问题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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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六八学潮”指1965年“四清”运动中，以北京西城区的四中、六中、八中部分高级干部子女为主的学生所发起的一次学潮。这些学生进行了串联，组织了罢课，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主要要求为：一是向中学派“四清”工作组，要求亲身参加“四清”运动，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二是尖锐批评现行教育制度。三是强烈要求在学生中推行阶级路线，并在学校建立类似于贫协的阶级组织。某种意义上，“四六八学潮”可以被视为红卫兵运动的一次预演。可参阅拙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的有关章节，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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