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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点，我在学校里是有影响力的，而且不仅是在干部子弟里有影响，在四中，高一、高二的学生都知道孔丹是“三好学生”。当然，我这种“三好”在那些高年级同学那里，他们可能也不认可。学生们闹起来后，我跟他们也有过沟通。那些高年级同学对我的表现不大满意，我记得他们当时对我说：“你们对教育制度也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吧，不能就这样墨守成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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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学校里还出过一件事。高中有一个叫曹小平的同学，当时很有名。他打乒乓球特棒，是国家一级运动员，我特佩服他的球技。他当时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两句话我还记得：“忠肝扶危主，侠胆济颠舟。”这诗被人逮住了，说“危主”是指蒋介石，“颠舟”是指台湾，这诗是要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因此要把他定成反动学生。不知怎么一下子闹出这么大的事儿，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在中学生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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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里，也出了件事。我们班有个同学叫周孝正，现在是人民大学的教授。大概是高一的下半学期，周孝正以思辨的方式提出了一些问题，共有21条，遭到了批判。由于时间久远，情况已记不太清楚了。前不久我们高三（5）班二十多个同学聚会，我特意提出这件事请大家共同回忆。大家七嘴八舌，大致经过是当时我们去南口劳动，有一位驻军坦克团的康股长给我们作报告，对此周孝正提出了一些问题。于是被康股长通报给我们四中的解校长，遂找了作为团支书的我关注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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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周孝正自己回忆一下当时情况，聚会后他发给我的短信如下：“所谓二十一条，就是我上高中以后在政治课上所想的一些问题。比如：毛泽东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当时世界人口30亿，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人有三十亿分之一的个人主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对不对？无名英雄是否比有名英雄更伟大？学习董家耕，‘脚踩污泥，心怀祖国’和古人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否有矛盾？当时，班上有人让我把问题写下来，我就把所想的问题写在一张家父记账纸的背面，可能有21个问题。我记不清了。”另一个同学鲁啸威，记得还有一条是：“共产主义者是目光远大的个人主义者。”现在谈起来，也就是些比较独立的思考，也比较肤浅的想法。但是，他把很多疑问提出来了。而在当时强调阶级斗争的那种环境下，他敢提出疑问也是有一点挑战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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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我组织同学对他的“二十一”条进行了讨论和批判。我们是一条一条地逐条地批。他当时一下子顺嘴跑舌头的劲儿就上来了。我对他说：“你太过分了，怎么敢这么说话呢！”他这个人就这样，思想很活跃、很有个性，什么都敢说。同学们批得也很厉害，言辞激烈，但整体上，方式还是文明的，是辩论式的。不过，我们人多势众，引用党报言论，口气却是压制式的，直接给人家戴帽子，说这就是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大家还挖了他的出身根源——小业主，其实小业主实在算不上什么剥削阶级范畴。本来大家都是班上的同学，我是团支部书记，没有必要那么较真儿。不过那次我们就较起真儿来了。那个时代，在政治上较真儿反而是自然的、正常的。大家回忆说：有一次我们班正在开会批周孝正的“二十一”条，几位高年级同学冲进来，对周孝正施压，上纲上线。我作为主持者很快结束了班会，现在看这方式还是妥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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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八学潮”中，我们没有在班里把同学分成左、中、右，也没有以家庭出身来划分敌我友。我当时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同学的思想工作，要他们找到自己错误思想的根源，与家庭划清界限。但其实，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班的班长叫黄汉文，地主家庭出身，跟我关系特别好。你说他身上有多少地主阶级的影响？但是还是得挖呀，这是阶级斗争观念啊！我们和高年级学生的另一个区别就是，我们处理这类问题还是注意维护同学间的关系，比较温和，没有把谁推到敌对的一边去。我们虽然批判周孝正的“二十一”条，同时还批判了一些老师的言论。这些批判，也只是说他们思想认识上有错误，没有认为他是反动的。我还和“四清”工作组组长李晨专门谈了周孝正的事，一致认定是思想认识问题，不要再批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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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六中、八中的学生闹事后，引发了在中学里如何搞“四清”的问题。北京市委给四中派来了“四清”工作组。我印象中，工作组领导是市委文教部部长张文松和市教育局局长李晨，组员有杨滨、孙岩等。后来，杨滨留下来当了校长。工作组进驻后，张文松、李晨、杨滨、孙岩等都跟我谈过多次，跟我谈得比较多的是李晨和杨滨。他们四个人的谈话风格各有特点。李晨花白头发，给我印象非常好，觉得他很诚恳，作风做派也很朴实。他很痛切地告诉我：“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现在这种做法不行，一定要在有组织的前提下进行。”对此，我印象极深。张文松给我的感觉不大一样，他讲得都很原则，口气比较大，也比较重，可能是身份不一样吧。杨滨和孙岩则是以长辈阿姨的身份和我们谈话。孙岩和我谈了几次，说话慢悠悠的，很和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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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四清”工作组的工作方式，与“文革”当中被批判的所谓刘邓他们那种搞运动的做法是一样的。其实“四清”本身已经比较“左”了，但是它还比较遵循着党的工作传统。因为党在历史上，延安整风也好，之前的很多运动也好，都有“左”的错误，已经有些经验了。工作组认为高三的几位同学比较偏激，批评了他们。工作组认为我各方面的背景、在学校里的一贯表现、与校长老师的关系以及在学潮中的基本认识，都能够和他们配合。关键是认为我在学生中有影响力，他们需要学生骨干来贯彻执行工作组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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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高年级那些同学后来就说我是什么策略派，被招安了。后来还有人调侃，说我是投降派。总之，我在那些高年级同学心目中的形象应该是很负面的。他们那时认为中国教育制度已经面临生死存亡了，而我任何时候都还在讲努力学习。他们认为四中是一个根子上执行修正主义的班子，是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班子；而我的看法是四中有些做法不符合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但是整体是革命的。他们对工作组的基本态度是抵触的，认为我们没有顽强的斗争精神；而我认为工作组是党组织派来的，在行动上是必须配合的。不过，我思想上也有点矛盾，心里也有种被“招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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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作组觉得思想工作做得火候差不多的时候，市委召集我们这几个学校的学生干部和领头闹事的学生开了一次会。张文松在讲话中，首先肯定了我们的革命热情和阶级斗争观念，也批评了我们，说我们应该按组织形式，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这种运动。我印象最深，而且令我很震撼的是那次万里的讲话。我当时心想万里只是个副市长嘛，没有想到万里讲得姿态很高而且十分严厉。我记得很清楚，他用山东口音说，今天开会，彭真同志委托我，代表中央书记处跟你们谈话。你们闹什么事？他接着把彭真抬了出来，说，彭真同志在中央书记处开过会了，中央没人支持你们！你们都是乱来，胡来！我告诉你们，谁闹事都不行。你们别胡来，胡来我照样管你们！中央跟你们所有人的父母都打招呼了。回去和你们的爸爸妈妈讲，要好好学习，不准再闹事了。你们再闹的话，就把你们抓起来。我一听，当时就蒙了，本以为万里会说中央怎么支持我们呢，结果劈头盖脸把我们臭骂一通。真是厉害，把我们吓得够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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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里虽说对我们很放手，但有些事情我回家还是要向父母汇报的。特别那次大会后，我不敢怠慢，回家就跟父母汇报了。他们说，你们要听话呀，一定要按组织要求办。中央书记处开会专门研究了四中、六中、八中的问题，万里讲的话确实是代表书记处的意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啊！他们还告诉我，彭真同志在书记处会上讲了话。他很强势，要求高级干部管好自己的子女，不要乱来。所以，我父母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教育制度是有问题、有错误的，但不能用这种无政府的学潮方式搞。他们从理念上认为，不能自发地、脱离组织地去搞运动，党组织的领导是第一位的。这可以说是当时党内绝大多数干部的传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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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来看，许多事情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一步一步走下来的。从庐山会议，到和苏联搞翻，毛主席就在思考这些问题，他就推动着一种形式接着一种形式的运动。其中发动学生闹事，我看就是他推动的。毛主席不是说“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吗？这话说得多厉害呀！干部子弟无非还是得这个风气之先，我们不过要适应这个大势行事。“四六八学潮”就是高干子弟们尝试着把党的阶级斗争观念推向教育界，首当其冲的是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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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感觉，我们这些高干子弟在“文革”前和“文革”初做的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自己完全独立的、自觉的、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行动，而仅仅是得了风气之先而已。毛主席的一些意向都表露出来了，作为学潮主力的那些同学，负责写信的那些同学，我想他们的一些做法都是对毛主席的言论、指示和其意向的呼应。但是呼应过头了，最起码没有呼应到中央的点上去。现在看，或许毛主席开始不一定知道，就被书记处很果断地压下去了；或许他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但是他对此未必不同意。这其实和他在“文革”初期支持的红卫兵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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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场学潮给我留下的教训是反向的，就是运动应该按照中央的要求，按组织上的部署来进行。这件事给我的深刻印象，直接影响到“文革”初期我对待红卫兵问题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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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六八学潮”指1965年“四清”运动中，以北京西城区的四中、六中、八中部分高级干部子女为主的学生所发起的一次学潮。这些学生进行了串联，组织了罢课，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主要要求为：一是向中学派“四清”工作组，要求亲身参加“四清”运动，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二是尖锐批评现行教育制度。三是强烈要求在学生中推行阶级路线，并在学校建立类似于贫协的阶级组织。某种意义上，“四六八学潮”可以被视为红卫兵运动的一次预演。可参阅拙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的有关章节，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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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年轻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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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四六八学潮”中，我被确定为中学生党员的发展对象。四中党支部通知我：你可以作为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如果再进一步发展学生党员，可能会考虑你。我记得，党支部还让我写了一些材料。在中学生中发展党员这个做法，在反右运动以后就停止了。这时重新恢复这个做法，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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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通过这次学潮，从上面讲开始重视中学生的政治动向了。在此之前，中学生发起政治性的学潮，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因此，北京市委着手于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这次学潮后，市委要求各个学校都要自上而下的、从正面搞“革命化教育”运动，目的是要争取主动权，以减少学生闹事的机会。二是通过发展在学生中有威信的中学生入党，通过这些学生党员来掌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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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代人中，我认为我们还属于比较理性的一批人。为什么说我们理性，人家就不理性？这是因为我们比较讲传统。这个传统包括两方面，一是依靠组织系统；二是把握政策。我们当时在“四六八学潮”中没有特别激进，只能说我们始终认为，运动要依靠组织，要讲政策。我一直觉得，我是党组织力图培养的这种学生领袖的不二人选。以至于出现了学潮那样的情况以后，发现我的思想更正统，更符合中央培养接班人的要求。也正因为这样，“四清”运动后，北京市1965年在中学里恢复发展党员，我就第一批入党了。我的入党，实际是作为中学“四清”运动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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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7月1日，我和师大女附中的佘靖两个人在西城区党校开的宣誓大会上发言，成为中共预备党员。我们是北京市第一批中学生党员，佘靖后来做了卫生部副部长。在我入党后，北京市委在各校的中学生里陆陆续续发展了一批党员。除了任小彬、宋克荒外，四中还有马凯、秦晓、李三友、赵黎明、刘东等，四中“文革”前就发展了这几个学生党员。马凯大我一年，后来留校做了政治老师。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这几个学生党员，主导了其后四中初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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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入党时的发言稿里有“做党的驯服工具”一句。我当时想，都经过“四清”了，还简单地做驯服工具吗？于是，在定稿时我把这句话改为了“做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我特意加上了“奋发有为的”修饰词，表示个人应当有一定的主动性。但是关键的还是驯服，这是少奇同志讲的。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再有作为，头一条你要服从党的决定，服从组织纪律。我觉得基本指导我们思想和行动的，是党的传统带来的，是出于我们党多年培养的传统和对是非的判别标准。我因此还得了点儿彩儿，领导表示修改得好，很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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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中央已经在青年学生中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特别是在中苏论战以后有一个系统的推动。我认为从宣传的角度，“九评”讲的培养接班人，是特别针对苏共的教训提出的。中央认为从苏共的演变看，他们背弃了原来斯大林的正确路线，也就是背叛了革命路线，所以要紧的问题就是要培养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各行各业的所有领域。但接班人的问题，又特别侧重干部的选拔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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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毛主席这时已经觉察到他的一些想法在党内没有被认同，然后开始推动阶级斗争理论，推动培养接班人的部署，因为这涉及他的一些思想能不能得到贯彻和实现。从这样一个战略高度说，毛主席提出的培养接班人是有这么一个视角的，不是一般的广义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是有针对性的。像中央党校从中学毕业生中招收的青干班就说明党的组织部门、党的教育部门已经开始安排职业的干部，我们叫政工干部。在职业干部中，当时全国也选了几个典型，比如说山西的县委书记周明山，当时就很有名，是把他作为培养接班人的典范来宣传的。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党的高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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