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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士的生活中，要有劳累，要有疼痛，要有损失，甚至要有牺牲；但想到这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就会力量倍增，就不觉辛苦，只觉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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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和甜，对于革命者来说，是可以统一的。因为，我们认为：斗争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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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是战士（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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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连队的时刻，我心里暗暗发下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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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下了军装，我仍然是革命的战士。两枝枪，特别是思想上的枪——毛主席著作，我要更紧地握在手里。只要我尚存一息，我就要为革命事业奋斗。我要永远是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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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篇小文章记录了我当年通过下连当兵锻炼自身，反映了当时时代背景下我们一拨人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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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风起于青萍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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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夕，人们的思想状态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中苏论战开始，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危机。这场论战是非常公开的，中共方面采取连发九篇社论的形式，指摘苏联搞修正主义。所有的人都看到，中国和苏联翻脸了。这对我们的触动很大。在我的印象里，从上高中以后，战争的危险似乎就在眼前。我们很敏感地认为，与苏联的矛盾有可能最后导致战争，我们对此有很强的危机意识。这种外部环境和国内的政治环境结合起来，就好比是一个加速运动，像小步快跑，越跑越快。人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有些传统的东西慢慢就被甩掉了。一切事情的焦点、重心、敏感点都集中在阶级斗争上了。这种理论笼罩了我们的整个头脑，后来的说法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也就是说，人们的思想已经被这种理念统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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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无论在国际国内，毛泽东由思想运动到政治运动，由党外到党内，由国内到国际，推动着斗争进入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认为这个党起码在基层很多地方都烂掉了，在高层又有许多老同志与他志不同道不合。而他采取的对应措施，就是斗争哲学，“与人斗，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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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夕，在我身边，已经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其实我们家里也有类似的议论，但我父母比较规矩，不给我透露这些小道消息。但重要的问题，他们会让我注意。比如中苏论战，我父亲就非常重视，让我一定要认真读“九评”。另外，我父亲和康生有很深的渊源，解放前都从事过情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关系也很好。我和弟弟第一次去北戴河时，父母因为工作忙去不了，就把我们寄放在了康生家里。我们管他的夫人曹轶欧叫曹妈妈，显得很亲切。其实中苏论战和文化大革命一些迹象性的东西就是从康生那里来的。在文艺战线，这种迹象和意向也越来越明显。比如一些文章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批判文学作品、电影啊，很早就开始了，《槐树庄》、《夺印》、《千万不要忘记》等作品也都出来了。这就是“文革”前夕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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