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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风起于青萍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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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夕，人们的思想状态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中苏论战开始，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危机。这场论战是非常公开的，中共方面采取连发九篇社论的形式，指摘苏联搞修正主义。所有的人都看到，中国和苏联翻脸了。这对我们的触动很大。在我的印象里，从上高中以后，战争的危险似乎就在眼前。我们很敏感地认为，与苏联的矛盾有可能最后导致战争，我们对此有很强的危机意识。这种外部环境和国内的政治环境结合起来，就好比是一个加速运动，像小步快跑，越跑越快。人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有些传统的东西慢慢就被甩掉了。一切事情的焦点、重心、敏感点都集中在阶级斗争上了。这种理论笼罩了我们的整个头脑，后来的说法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也就是说，人们的思想已经被这种理念统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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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无论在国际国内，毛泽东由思想运动到政治运动，由党外到党内，由国内到国际，推动着斗争进入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认为这个党起码在基层很多地方都烂掉了，在高层又有许多老同志与他志不同道不合。而他采取的对应措施，就是斗争哲学，“与人斗，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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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夕，在我身边，已经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其实我们家里也有类似的议论，但我父母比较规矩，不给我透露这些小道消息。但重要的问题，他们会让我注意。比如中苏论战，我父亲就非常重视，让我一定要认真读“九评”。另外，我父亲和康生有很深的渊源，解放前都从事过情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关系也很好。我和弟弟第一次去北戴河时，父母因为工作忙去不了，就把我们寄放在了康生家里。我们管他的夫人曹轶欧叫曹妈妈，显得很亲切。其实中苏论战和文化大革命一些迹象性的东西就是从康生那里来的。在文艺战线，这种迹象和意向也越来越明显。比如一些文章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批判文学作品、电影啊，很早就开始了，《槐树庄》、《夺印》、《千万不要忘记》等作品也都出来了。这就是“文革”前夕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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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1965年，曹轶欧的外甥苏涵写文章批判《早春二月》，其实就是被授意的。我的印象中，除苏涵写文章那事以外，康生还煽动说：“你们这些学生也要关心文艺，要注意有人反党啊，也可以写些文章啊。”这些可以说都是有风气之先的。我的思想当时肯定也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从我的感觉，就是中央要做些事情了。因此，“文革”的发动，对我而言，并没有感到非常吃惊，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其内涵是什么，那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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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中高三（5）班和女一中高三（1）班给中央写信要求废除高考的事儿，是“文革”初我经历的第一件大事。说起来，这又是高干子弟得风气之先的例子。四中高三（5）班就是我们班，是薄熙永先听到消息，知道了1966年的高考可能要停下来了。当时，我们还都在积极准备高考，不管“四清”运动也好，革命化教育也好，不管我已经身为预备党员也好，是先进分子也好，我的精力全部都集中在准备高考上。我们有个数学老师叫周长生，有天在他家里给我们补课。参加补课的人有我、薄熙永等几位，印象中好像是几个干部子弟。周长生老师主要给我们讲一些历届高考题里的难题和刁题。补课当中，薄熙永把这个消息讲了出来。他说：“现在中央有这个决心，咱们是不是也要表示一下、呼吁一下呀？咱们争取主动啊。干脆发起废除高考的倡议，中央一定会接纳的。”我也同意了。不过，女一中是怎么回事儿我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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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把这说成是四中高三（5）班的罪过，提出废除高考，使中央不得不接受。不是那么回事儿，实际上是中央已有考虑，我们不过得了风气之先，做了这件事情。高干子弟干事情，总弄出这个风气之先来。我们那封信是有背景的，不是自发的，而且我个人还有心里深处的一种遗憾。我是觉得我们备战了高考许久，摩拳擦掌，准备一显身手一决高低。那种心理上的荣誉感，认为考试是对自己的一次检验，这劲儿一下子使不上了，很失落。那时，班上学习成绩差一点的同学高兴得要死，这下子解放了，以后上大学就不用考试了。但残酷的事实是，以后连大学的教育都停止了，结果是什么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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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工作组来了，成立了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地位，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四中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校文革）主任。在这个问题上，四中出过一个干部子弟争夺领导权的事件。有几位高干子弟和我们有些矛盾。他们认为我代表的这批人是策略派，比较保守，因此不应该由我来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我们晚上在大教室里，还开了一个（内部）主要有干部子弟参加的会，展开辩论。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具体内容了，可能是关于当时如何开展运动的一些做法。他们一方认为我们做得不对，认为我们保守，也觉得我老是当学生领袖，也该换换别人来领导了。我们提出要讲政策，要按照《十六条》的精神办。而且我当时有点欲罢不能，某种意义上是不由自主地被架在那个位子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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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组长当时非常紧张，因为这两方面都有来头。以我为首的是多数，四中的学生党员基本都在里面，而且拥护我们的有一大批学生，在学校里很有影响力；另外一方的那几位则颇有背景地位。后来，外边把这叫做四中干部子弟内部的一次“争权夺利”，至少旁边的人是这么看的。这件事大约也就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工作组撤出学校后不久，就不了了之地消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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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从各个学校撤出后，学校就出现了权力真空。文化革命委员会由于是工作组主持成立的，几乎就失去了权威性。这时，我提出来用年级支部的方式掌控局面。每个班都有团支部，在各班团支部基础上产生年级支部，由各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参加。在学校层面，由高三年级的年级支部负责。高三的团支部书记大多是党员，高三（2）是李三友，高三（4）是秦晓，高三（5）是我，也就是我们这几个学生党员在起主要作用。四中的各年级支部之上，再有一个联合的机构，我是负责人。我那时是校团委的学生副书记，书记由老师担任。实际上，高三的年级支部就控制着全校的“文革”运动。再有，就是利用以前的辅导员制度，由高中的学生负责辅导初中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的指导思想就是：一个大的运动已经来临，根据“四清”中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一定要有序、有组织地进行。而我们是有这个条件的，我们年纪相对成熟，又都是党员。这种结构，在当时北京的中学里可能是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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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批斗校长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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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文革”中的表现，简单说就是经过“四六八学潮”之后，我们这些党员学生的行为很像政工干部。从我个人来说，我的思想轨迹，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在组织的关心下成长。家庭教育也是这个要求，不能违反组织原则，不能违反政策。因为这种思维惯性，在“四六八学潮”中我没跟上，落在了后面。正因为我落在后面，结果被人说是妥协、投降。又因为“被招安”，所以我就入了党。再因为我是学生党员，我就更加注重组织纪律和中央的政策。在这样一个因果循环之下，到“文革”初期，我们就格外强调组织领导，强调政策。脑子里一面是跟着主席，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面是要讲政策，强调组织和有序。我觉得革命就革命，但不能乱来。我们经常学习和研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尤其对政策性的问题比较敏感。其他那些学校的学生，人家谁管《十六条》是干什么的。“文革”时揪斗老师，有些学生上来就打。因为我阻止了一些过激行为，又被人说成是策略派、保守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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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中、六中、八中在中山音乐堂批斗李晨、杨滨的事情，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陈小鲁的口述史(1) 说是他提议，找我商量，那可能就是这样。因为我是四中的头儿嘛，几个学校要联合安排这些事情，一定会和我们大家协调的。那次我肯定是在主席台上，应该还有六中的董良翮等人。“文革”中用批判大会和群众发言这种方式批斗一些领导，在当时是很寻常的事情。我记不清那次有没有挂牌子，我印象中没有，也没有戴高帽子。那时周坚是四中校文革副主任，他跟我年龄一样大，但因病留了一级，当时是高二的学生。他是一个行政能力很强的人，说话做事都很清楚。当时，他是根据我的要求，参与批斗大会的组织工作，像如何上车、如何到达会场、如何布置维持秩序的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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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辉宣是高一年级的团支部书记，也参加年级支部的会议，但他很激进。他平常就和我们较劲儿，觉得我们保守，看着我们不顺眼。那次开会，因为他是参加年级支部的人，周坚还特意把他安排在主席台上维持秩序。谁知他在开会中却第一个动手打人，我不记得打的是谁。(2) 我们确实没有想到刘辉宣这么凶猛。台上当时一下就乱了。我们急忙阻止打人，维持秩序。但是已经有很多低年级同学蜂拥而上，冲上台乱打一气。我只记得李晨花白的头发，被皮带扣打到头上，流着血，看着很惨。后来我们只好把大会停了下来，把批斗对象都带下去，就散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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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为此批评刘辉宣，我说：“你那就是一种过激的行为。”这次批斗会的结果，绝对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也不允许这样做，因为它严重违反政策。那时已经有《十六条》了，不能搞体罚，不能打人，很明确。但是在党的历史上，不乏一些勇敢分子，他们不具备有组织地进行斗争的能力，但是生性鲁莽，崇尚暴力，具有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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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在学校里，突然一群学生就把杨滨围起来了。我们正在开会，有人报信：出事了，杨滨被他们押到操场的跑道上去了！我赶紧把会停了，说快走。过去一看，杨滨已经被连打带踢，衣衫不整了。我说，大家不能这样，要有秩序，要按照《十六条》办事，可以批判，但不要动手。这些学生要求游街，我和赵胜利就架着杨滨，边上还有秦晓等人，在操场上转了一圈。这过程中，我身上也挨了好几下，当然还不算狠。因为这些学生也不敢真惹我们，我们翻了脸也不客气。由于我们在旁边，火力马上就弱了，扔点儿土疙瘩、泼墨水什么的，没有多少杀伤力。原来都是用皮带抽、木棍打的，那后果不得了，我想老太太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承受不了了。所以杨滨对此印象很深，她后来对儿子宋新鲁说：“孔丹救了我一命啊！要不是孔丹、赵胜利他们，那我这条命就没有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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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还有一次突发事件，发生在四中的小院里，也是一帮学生突然就斗起了老师。我听说后，就赶紧赶过去了。当时在场的大多是初中的学生，可是这些初中的学生很凶。他们点着名地叫，×××上来！点一个老师的名字，就往台上拉一个，拉上来一个就剃一个阴阳头，剃完一个就往“牛棚”里送一个。下面的老师们都吓得哆嗦，眼见得上去一个就是一剪子，一推子。点了名、被推了头的老师，已经站在那里好几个了。我看见后就赶紧上台，给大家念《十六条》，不准再斗。告诉他们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很不客气地批评他们不能用这种方式对待老师，有什么缺点错误可以批评批判，但不能用这种侮辱人的方式。后来有的老师说，当时我的心都揪到嗓子眼儿了，知道快轮到我了，你孔丹当时能这么站出来，不容易啊。那年头，有些人进了“牛棚”就出不来了。我讲了一通后，这些老师就没被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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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那种潮流下，想到去保护校长、保护老师和同学，并不是偶然的做法，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努力要去做的事情。像我们班的老师顾德希等，对我们来说是亦师亦友，很早就被我们给保护起来了，根本不让别的学生碰。我们好几次，就是直截了当地保护校长。批评可以，批斗也可以，批她过去执行错误路线什么的都行，但是不准动手，不准打人。所以四中就始终没人敢像在师大女附中那样，像在六中、八中等学校那样，在场面上就公然噼里啪啦动手打老师。四中始终没有，没人敢，因为我们的权威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压着台呢。“文革”后的1982年，我到张劲夫那里做秘书，中组部要审查我“文革”中的表现。他们到四中请当年的老师们开座谈会，老师们都明确地表态说孔丹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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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说去，这不是说我个人如何如何。因为我在那个地位上，这些事很多只是通过我个人表现出来的。在四中是有这么一个集体，是在这么一种共同思想认识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也不是要标榜我们有多正确，只是说这样一群人在那样的背景下，是怎么反应的。在“左”的大背景下，我们也是要起来造反的，从“四清”开始就起来批判修正主义，比如周孝正的“二十一”条被我们作为典型进行了批判。“文革”中也组织批斗了校长和教育界领导。不过，我们的批判不是采取一种有组织的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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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些四中低年级的学生后来对我及我们这一批人不堪忍受，他们跟我们闹，说我们站在了革命和斗争的对立面，“你们就是不能像红卫兵运动那样发展，我们受到了你们的压制。”大字报也出来了，给校文革委员会提意见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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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小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米鹤都主编的《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史丛书之二，第26页。——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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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据刘辉宣口述，他动手打的是四中校长杨滨。另据当时在现场维持秩序的赵胜利回忆，刘辉宣在台上打人一事不实。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是其他学校的学生冲上台乱打一气，而四中的同学没有一个冲上台的。这一点我很肯定。而且台上看守杨滨的人也保护了杨滨，制止了别的学校同学冲上来打杨滨。杨滨回学校还跟我说：我知道咱们学校的同学保护了我。——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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