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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那种潮流下,想到去保护校长、保护老师和同学,并不是偶然的做法,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努力要去做的事情。像我们班的老师顾德希等,对我们来说是亦师亦友,很早就被我们给保护起来了,根本不让别的学生碰。我们好几次,就是直截了当地保护校长。批评可以,批斗也可以,批她过去执行错误路线什么的都行,但是不准动手,不准打人。所以四中就始终没人敢像在师大女附中那样,像在六中、八中等学校那样,在场面上就公然噼里啪啦动手打老师。四中始终没有,没人敢,因为我们的权威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压着台呢。“文革”后的1982年,我到张劲夫那里做秘书,中组部要审查我“文革”中的表现。他们到四中请当年的老师们开座谈会,老师们都明确地表态说孔丹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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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说去,这不是说我个人如何如何。因为我在那个地位上,这些事很多只是通过我个人表现出来的。在四中是有这么一个集体,是在这么一种共同思想认识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也不是要标榜我们有多正确,只是说这样一群人在那样的背景下,是怎么反应的。在“左”的大背景下,我们也是要起来造反的,从“四清”开始就起来批判修正主义,比如周孝正的“二十一”条被我们作为典型进行了批判。“文革”中也组织批斗了校长和教育界领导。不过,我们的批判不是采取一种有组织的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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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些四中低年级的学生后来对我及我们这一批人不堪忍受,他们跟我们闹,说我们站在了革命和斗争的对立面,“你们就是不能像红卫兵运动那样发展,我们受到了你们的压制。”大字报也出来了,给校文革委员会提意见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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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小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米鹤都主编的《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史丛书之二,第26页。——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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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据刘辉宣口述,他动手打的是四中校长杨滨。另据当时在现场维持秩序的赵胜利回忆,刘辉宣在台上打人一事不实。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是其他学校的学生冲上台乱打一气,而四中的同学没有一个冲上台的。这一点我很肯定。而且台上看守杨滨的人也保护了杨滨,制止了别的学校同学冲上来打杨滨。杨滨回学校还跟我说:我知道咱们学校的同学保护了我。——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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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此,编撰者采访了当事者之一的赵胜利。据他回忆当时的情况如下:有一天中午,有人来报信,说出事了!原来是以高一年级为主的一群学生,挨着门把校领导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老师揪出来,要批斗、游街。孔丹当时一下就急了,拿起《毛主席语录》和《十六条》,和部分革委会的人急忙赶过去,一边跑着还一边对我们说:“要因势利导。”到了那里,杨滨等一些校领导和老师已被揪斗。孔丹说:“大家不能这样,要有秩序,要按《十六条》办事。要文斗,不要武斗,可以批判但不要动手。”当时很快就控制住了局面。但那些同学要求游街,这当时也很难制止。但为保护杨滨,只好由孔丹和周坚两人一左一右地架着杨滨,秦晓和我走在队伍前面开道。我们打掉了一些同学准备攻击校长老师们的棍棒、笤帚、水盆、簸箕(里面装有土),在操场上走了一圈。在这过程中,孔丹、周坚、秦晓和我都挨了打,并弄了一身泥水。回到教研组的院中,在南面一个里外屋,孔丹和我把杨滨搀扶到里屋,和学生们隔离开。孔丹让我一定要照顾好杨滨,千万不能出事。孔丹又到外屋,给其他所有被游街的校领导和老师做工作,让大家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所有被游斗的人都一一表态,表示要正确对待。我后来把校医请过来给杨滨检查一下身体,校医看到杨滨一身泥水无法下手。当时杨滨走不动了,我就把她背回她的宿舍,并安排王思敏、彭博文两位年轻女老师帮杨滨清洗干净。校医检查后,说她身体没有什么问题。后来我怕出事,还给杨滨做工作:党培养你这么多年,千万不能做对不起党的事,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然后安排两位女老师轮流守护杨滨。到第二天上午,杨滨的精神和情绪都恢复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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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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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孔栋从山西来看我,于陕西延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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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张浩云(左五)来陕北看望我,于陕西延长县。左起为陈辉、蔡丹江、刘建党、孔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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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地间歇,于陕西延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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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夸赞:“孔丹是个好后生哩”,于陕西延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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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2月,我到陕西延长县安沟公社高家川大队插队,直到1972年底离开。比画两下剑术(左为一起插队的同学刘建党),于陕西延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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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24日,我参加主办的《解放全人类》小报;这份报纸一共出版了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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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在1966年8月至9月发表了十个通令,以及开展内部整风。图为当时印刷成册的通令集(孔丹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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