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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西纠”的指导思想，主旨是维持秩序，后来被江青叫做保皇派，还有一个说法叫消防队。我们在火车站维持秩序，保护班禅，保护程砚秋遗孀，保护刘诗昆，保护何长工，保护赵尔陆，在石油部我们保余秋里。后来发展到很多人都来找我们，铁人王进喜也来跟我们联络。王进喜慷慨激昂地说：“我们要成立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大庆支队！”所以后来我们被造反派批评是保爹保妈派，也被批判为保护既得利益。因为运动确实已经冲向了整个干部阶层，冲向了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亲朋好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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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纠”后来的命运走向衰落，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与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的两次对抗。这两个事件标志着我们思想的转变，无论是出于一种本能或者说是一种自觉，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运动不是对着一两个党支部，而是要对着整个干部队伍，特别是高级干部队伍了。运动在部队也开始了，原来说部队不可以搞文化大革命，要稳定，但后来卷入“文革”的速度也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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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纠”成立的1966年8月25日到9月底，三十多天的时间，“西纠”的真正作为也就是上面讲的那几件事，但是它的形象和影响被无限放大了。其实到9月下旬，我们就听说陈伯达讲话谈到高干子弟不要担任群众组织负责人的消息，(1) 我们这几个“西纠”的负责人就在“十一”前后离开了北京，前往外地串联。我就再也没有过问“西纠”的事情。除了中间回过一次北京之外，一直在外地串联。而“西纠”在完成国庆节的维持秩序任务后，也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很快，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开始，“西纠”就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应该说，“西纠”从成立起，从来不是一个特别严密的组织，其总部与各个学校红卫兵的关系如一盘散沙，各学校红卫兵往往是自行其是，其中有些学校（如六中）的暴力行为，“西纠”总部是难以承担责任的，只能由那些实施暴力的个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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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地串联的时候，我一直关注着北京的政治局势，特别关注着我父母的情况。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转变是很自然的，很快就站到了对立面，从内心深处反感这场运动。我已经预感到要出问题了，地质部的何长工、国防科委的赵尔陆，都是我父亲的好友。他们一个个都成了斗争对象，王震在农垦部也被整得很厉害。9月份我们还很活跃，但我母亲告诉我，一定不要和造反派冲突；大概是在10月份，我们就无所作为了；但是，我感觉得到这场运动的来头和趋势绝不会停留在这个阶段。我感觉到了一种威胁，甚至是一种恐惧。于是，我一直注意着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报纸上刊登的领导同志名单。当时，毛主席一共11次接见红卫兵，每一次都有一个名单，当时对老干部的报道方式是：“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我就一直盯着看，我父亲这11次都参加了。每次看到他在上天安门的名单上，我心里的感觉就很微妙，隐约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可是更多的是觉得心里有底了，噢，这一劫可能过去了。所以说，我没想到风云突变，更没料到会来得这么猛烈。其实，一切都还方兴未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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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问题就是几天内的事儿。我记得特别清楚，1966年12月16日那天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人都出席了。江青在会上点了五个人的名：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江青说，要抓出“西纠”的黑后台，抓出来会吓你们一跳，等等。据说，从不吸烟的总理，那天点上了纸烟，脸色铁青。但当时我尚在外地串联，不在北京，没有亲历这次大会。之后的灾难，就直接对着我和我的父母来了。12月21日，我从南京回到北京，因为没有带过冬衣服，只裹着两件很薄的单衣。我是夜里回到家的，一进门，发现整个院子都是黑的。我往正屋走，就看到正房门上全都被贴了封条，只留下我们住的几间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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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栋这时从床上爬起来跟我讲，前几天开了批判会，江青点了爸爸妈妈的名。点完了名，地院东方红的造反派马上就跟中央调查部机关的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动手抄家，然后就封了门。我说，毛主席最近接见红卫兵，我还都看到了爸爸的名字呀，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呀，所以，我在外地还放心地转来转去。他说，就是这几天的事情，原来父母都可以自由行动的，江青一点名，爸爸就被隔离审查了，来势汹汹；妈妈呢，也就基本上不能回家了。之后，他跟我讲到另一个事儿，就是现在有人成立“联动”什么的。我说，再说吧，我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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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在聊着，门口就有人来说：“你父亲住院了。”我说：“啊，住院了？在哪儿呢？”他说：“在北大医院。”我和孔栋马上就过去了。到门口一问，人家说没有孔原住院啊。我马上问了一句：有个许明没有啊？人家一查，说有。我转身就跟我弟弟说，坏了，出事了！我跟弟弟虽然只差一岁，但当年我对父母的理解可能更多一些。我的相貌和性格也都像我母亲，所以我可能更了解她。我父亲历史上经历过很多波折，有人说他是“老运动员”，承受能力比较强。我母亲不一样，她一直都是党内大家都看好的优秀女干部，而且资历也不浅。可我母亲性格刚烈，和我父亲有所不同。当时我的直觉就告诉我，妈妈自杀了。在向抢救室走的路上，人家就说，你妈妈服安眠药自杀了，正在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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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栋听后说：“哎呀！昨天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她睡不好觉，让我把床头柜的安眠药给她拿点送去。我不认识什么安眠药啊。妈妈说没关系，你把床头柜的药全都给我拿来就行了。所以，那天我就把所有的安眠药都带去了。”孔栋告诉我，以往我们去找我母亲，都要进她的办公室。这次去送药的时候，是她自己走出来的，没有让孔栋进去。他们是在北海大桥上见的面，就是北海和中南海之间的那个大桥，桥西边是国务院的北门。大冷天里，他们就在北海大桥上来回走，边走边谈，谈了很长时间。我弟弟的情绪也很激昂，说要跟这些大学造反派斗啊，包括对“中央文革”有意见等。我母亲就劝他，你们要冷静啊，不要再跟“中央文革”对抗，万万不可以。她还提到“西纠”去地质部和国防科委的事，以这些事的处理劝说孔栋。孔栋不服气，说：“那是他们不对，我们做的没有错。”我母亲说：“等你哥哥回来，你跟他讲，一定要注意，不要再和造反派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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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很长一个时期，我真正后悔的事情就是，我不应该在那么敏感的时期出去串联。我跑出去大串联，当逍遥派了。如果我在，可能还有机会救我母亲。她那时很难跟外面沟通了，我可能还有机会和她交换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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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虽然那时候还没有被隔离审查，但是江青直接点她的名，甚至把与“西纠”毫无关系的她的丈夫也抓了，后面等着她的将是什么？我想她是看清这个形势了。我们后来得知，这天她回到办公室以后，把办公室的屏风拉到值班床的前面，横着挡住人们的视线，然后把所有的安眠药，包括速可眠什么的，放在一个玻璃杯里用水冲了，喝了有一半左右。喝药之后，她关了灯，人就爬到值班床的下面。这期间有人来找过她，因为那个屏风挡着，所以别人进来，开灯一看，都说许明不见了。后来感觉情况不对了，找了好久，我母亲的同事才在床下找到她，赶紧把她送到附近的北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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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66年12月21日夜里的事。我母亲就在我回到北京的那天夜里，大致就是我到家的那个时间吃了安眠药，凌晨发现之后被送到医院去抢救的。我们到急救室时，她已经没有知觉了。那时候医疗条件不行，没有什么办法，就给她点滴什么的。直到她自杀24小时之后，才弄到一个人工肾，现在叫肾透析机。洗了肾之后，呼吸似乎有了比较明显的好转。实际上，药力在这个时间内已经从她的血液进入了细胞，毒性就大了，这时再做透析已经不行了。我在医院守护时，我父亲也被两个造反派押着到医院来了。他只和我们说了几句话。他还对那两个造反派说了一句：“你们报告一下，孔丹回来了。”我当时还挺奇怪，他在说谁呢？向谁报告孔丹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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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了一夜之后，好多同学和朋友听说了都来医院看望照顾，还主动要给她输血。我看母亲情况好像有点儿缓，下午三四点钟就回家去休息一下。现在看，我母亲当时是回光返照。我回到家坐下喘口气，刚想去洗个澡，这时门口就来人了，说有人找你。我说谁呀？就站起来了。一下子进来了六个警察，问：“你是孔丹？你被拘留了。”这时，我才明白我父亲那句话的意思。他们已经决定要抓我，可能问过我父亲我在什么地方。在我母亲还生死未明的时候，我被抓起来了。我母亲什么时候死亡的呢？就是那天晚上。那一天，我下午进了监狱，我母亲晚上去世了，我父亲也是此后由隔离审查转为监禁，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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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6年9月25日，陈伯达在接见外地红卫兵时提出，高级干部子女把持领导权对运动不利，对本人不利。他以个人名义建议：高级干部子女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占有领导岗位的，应当让出来，让普通的工农子弟领导文化大革命。——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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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西纠”祸及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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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运动就已经遏制不住了。红卫兵的发展态势已经超出学校范围，走向了社会，抄家、破四旧、冲击领导机关、搞批斗等，十分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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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成立“西纠”是在中央发布了《十六条》之后。我觉得《十六条》在某种意义上，是党内高层一个妥协的产物。它一方面反映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要继续深入地搞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反映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一批领袖，出于保护老干部和稳定社会秩序而制定的政策界限。其实在共产党的长时期发展中，无论什么情况下，任何运动，无论是全局性的运动，还是局部性的运动，都是有政策要求的。不管这个政策要求是“左”了呀，或是“右”了，但是都有它的条条框框。比如“四清”有23条，“文革”先有《五一六通知》，经过实践，又出来《十六条》这样的指导性文件。所以说，《十六条》像以往的政策一样，那里边讲得很明确——“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今天看，当时毛主席出于彻底发动群众的目的，有意识地在放任社会，特别是放任红卫兵们去突破政策界限。整个社会失控，局面十分混乱。当时虽然我们认识不到这么深层的问题，但是凭借着我们多年所受教育而形成的思想意识和本能，就成立了“西纠”。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有能力按《十六条》的要求，为党中央、为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而推行这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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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们还看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学红卫兵走向社会破四旧，一些批斗也涉及了北京市教育局、教育部、团中央等机关。而且，大学的红卫兵也起来了，而他们的矛头已经指向了党政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了。总之，红卫兵运动已经不像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仅仅停留在校园里和对当时的大学党委、中学党支部的批判了。其斗争和冲击对象，已经不是当时传统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了，矛头直指党政部门以及领导干部。这是对我们思想的极大冲击。我们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广大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干部是好的，他们的缺点错误可以批评批判，但不应都被打倒。因此，我们希望尽自己的力量来保护广大的老干部。但恰恰是这一初衷，实质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也成为“西纠”很快陷入灭顶之灾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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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纠”看起来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就我们而言，我们自认为是按中央精神做的。彭小蒙、卜大华他们发起红卫兵的自发行为，让毛主席大笔一挥就推动了群众运动；我们成立“西纠”的自发行为，被党内实际上以周总理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抓住，试图起到制衡和控制局面的作用。从本质上讲，“西纠”这件事反映了“文革”初期党内一些老干部，希望借重一种群众组织，也就是一部分红卫兵来抵制“文革”路线的一个思路。比如我母亲当时了解到叶帅支持“西纠”，愿意给“西纠”提供物质帮助时，她马上想到把这个事儿接过去，也反映了她是想用国务院的系统来制止混乱、控制局面这么一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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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亲自召集我们开会布置任务，总理身边的人直接向她的儿子提供物质支持，总理让国务院秘书长、副秘书长给我们交代各项任务。这样一种事实，能说不是总理在后面支持“西纠”吗？所以，不能说“中央文革”因为抓“西纠”的后台而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是空穴来风。人家就是把“西纠”当作周总理的一个罪状来处理的。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周总理的支持，也不可能有这些安排。我相信我的母亲和李梦夫这些人没有这样的权力，肯定向总理报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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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自杀前曾留下了一封遗书。遗书当年没有给我们看，直到今天我也始终没看到。但是据当时看过的人传出来的，有这样一句话：“关于‘西纠’的问题都是我的责任，与周总理无涉。”我母亲实际上是想通过自杀表达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不受屈辱；一个是“西纠”的事我来负责，切断与其他人，特别是与总理的联系。还有一句话：“我的儿子们都已经长大了，应该在运动中经受锻炼。”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吧。她去世的时候才47岁，现在连母亲的遗书都找不到了。我母亲这么决绝地主动选择了死亡，我想她是想切断和总理的联系，死无对证嘛；另外我觉得她性格上强硬，不堪受辱，是另一层因素。“文革”后重开追悼会时，我在她的悼词里加了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虽然是隐喻，但也说得很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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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母亲当时因为“西纠”，压力很大，但其实她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我母亲在“文革”初期就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副对联，说这个应该改。我母亲那时在国务院联络站，负责与群众的联络。当时陈伯达给她写了一个条子，上面写：许明同志，这个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建议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请你在国务院联络站公布。我母亲就把这个作为一个正确的意见，实实在在地在国务院的接待站公布了。谁知，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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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红卫兵们大多很激进，对此意见很大。这个意见发布以后，就被群众围攻。这些以红卫兵为主的群众说，陈伯达你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怎么能说这个话？你怎么能反对这个对联呢？后来，陈伯达说，这是许明在国务院联络站有意挑动学生和陈伯达的关系，挑动学生把矛头对准他。这也算是她一条罪状。这还没完，“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就把这个情况写了一个报告给毛主席，内容是说许明在国务院接待站发布这个，实际上是挑动群众对着伯达同志。毛主席看后就批了：“许明，支右压左，如不能改正，应调动其工作。”对一个高级干部来说，毛主席这话分量是很重的了，也许是我母亲参加革命以来受到的最严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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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方面，听说我母亲和江青关系一直不融洽。她们在延安时期就是党校的同班同学。她们之间谈不上什么宿怨，主要因为我母亲这个人非常清高，并不怎么尊重江青，没有把她当成什么主席夫人。大家凭本事工作，主席夫人又怎么了，有什么了不起？她大约是那样一种心态。后来我母亲在总理那里主管过文化方面的事，像样板戏《沙家浜》，开始叫《芦荡火种》，这些京剧改革的事情母亲都参与了。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和性格上的问题，她和江青就有了一点摩擦，也有过这样那样的冲突。江青是一个心里很阴暗、很变态的人，非常狭隘，凡是原来对她有点不恭的，她都会记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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