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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们约几个朋友，骑着自行车出发，从北京往张家口走。在公路上，遇到大卡车，我们就抓着车帮滑行，很惬意。我们沿路骑到官厅水库，怎么过去呢？绕路去到张家口就太远了，于是我们就借了两条船，把自行车和随身物品放在船上，把船划到对岸。我游泳水平比较高，自恃水性好，然后再叫上一个哥们儿，把船划回来还了。两个人再游泳横渡官厅水库过去和大家会合。这在我的经历中是非常刺激的一次，有那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感觉。后来我们又跑到天津汉沽的渔村去，住在村里头，跟着渔船去出海打鱼，我记得还带上了彭真的小儿子傅亮。那段时间，我过的是比较超脱、比较逍遥快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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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陕北的“受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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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是我们那代人的大多数无法躲避的宿命。我是1969年2月到陕北的，在陕西延安专区延长县安沟公社高家川大队插队。在那里，我一直待到197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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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人经常活得很累，但经常是身不由己。我那时就是去插队，想去什么地方也没有选择的余地。1968年底，毛主席发表了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去农村插队已经是大势所趋。在此前后，我是有这么几个想法：一个是跟孔栋一块去山西，哥儿俩嘛，一个学校的，在一块儿也很自然。可军宣队不同意，就是不行。二是想跟秦晓、李三友他们去内蒙古，学校还是不同意，不批准。最后，是和初中同班的韩松，再搭上其他班的同学，有刘建党、马伟博、蔡丹江等，一共是13个男生，一起去了陕北。到那边，有个女校，36中的九个女生，和我们分在一个队里。而且，我后来才知道，北京送知青的干部和延安专区做了专门交代，延安专区又跟县里管理知青的人打过招呼：对孔丹，是要特殊加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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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孔栋一走，我们家从北京就拔了根了。我们没有家了，按过去说法就是流离失所了。我记得火车离开北京的瞬间，车上哭成一片。我当时一滴眼泪都没掉，反而有一种无可留恋的感觉。我这时已经觉着我走到哪儿都行，怎么样的活法都能活下去。我也一点没有什么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扎根一辈子的那种激情。心情比较黯淡，感觉也许人生就这样了，走到哪里算哪里。可以说，非常的平淡。可能是因为我跟其他同龄人比较，被折磨、被冲击啊，说麻木不太准确，但是对很多新事物已然没有很强烈的感觉了。我觉得换个地方挺好，到农村也就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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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陕北之后，汽车把我们送到延长县城。队里派了人来接我们，因为走山路要近一点，第二天我们就步行翻山到队里去，一路翻了两座山，大概走了四五个小时。那次印象很深，刚到农村就尝到爬山的滋味，看着老乡是一步一摇地走，他们不着慌，速度很稳定。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嫌人家走得慢，紧跑慢跑的，结果最后还跟不上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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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县靠着延河，从延安下来一百五十多里到延长县。高家川在延河支流的一道沟里面，从县城走土路到队里是三十多里，翻山走是二十多里。我们去的第一年，国家一个月给44斤原粮，实际上是根本不够吃饱的。生火做饭就得打柴，打柴要走出五六里地，都是毛刺柴，那种带刺的灌木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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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农民很实在，也很热情，给我们准备的土窑洞，一个窑里住四个人的也有，五个人的也有。我可能在那一片的知青里边是最快本地化的，我觉得本地化对我来说既是生存需要，也是一种情趣。所以我先是很快学会了陕北话，说得也算是地道。穿衣戴帽也都是陕北老乡的样子。比如说在县城里头，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穿着土布衣服，穿着当地老乡给做的鞋，那种底和帮都很硬的鞋，再晒得黑一点就看不出与老乡有什么区别了。当地人说：“三夹不如一棉，三棉不如腰间一缠”，所以冬天再扎上根棉线编的腰带，完全是当地人的样子了。我这人性格比较江湖化，平时跟老乡连说带逗。老乡们也对我很好，他们知道我父亲有问题关起来了，母亲不在世了。他们说，这娃儿也怪可怜的，所以常常帮我绗个被子啊，补个衣服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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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农村就得好好干农活，头一年我就表现出我能干活，农活很快就学会了。所以，第一年我就能拿十分的工分了。(1) 春天就是种玉米、高粱、谷子、糜子、荞麦等秋庄稼。入夏就开始锄地，钻在庄稼地里又闷又热。接着是收冬小麦，割了麦子以后，把它打成捆。我们用那两头尖的扁担，用扁担的一头叉上一捆，举起来，然后用另一头再叉上一捆，两捆麦子就挑起来了。那时候我印象很深，有的知青挑麦子哆哆嗦嗦的，我就学着当地人很潇洒的那种感觉，麦担两头儿一颤悠，走起路来带点弹性，那感觉，爽！走一走，再“啪”地一换肩，五六里路悠着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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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收后先是上山耕地，因为中午太热，牛没劲儿，所以我们都是半夜三更地起来赶着牛上山。耕过地后再种麦子，把麦种和羊粪搅在一起，前面一人拿个镢头刨坑儿，后边那人抓着那混着羊粪的麦种，踩着那窝窝，一把一把地扔到坑里。这种播种方式，陕北叫“抓粪”。这和在平原上种麦子，那个景象差得太远了。平原上的麦子是一垄一垄的，陕北山上种麦子是一簇一簇的，这种方式主要是因为土地太贫瘠，有限的肥料只能和麦种搅在一起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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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老乡们不久就觉着：孔丹这娃儿是个好娃儿！像个受苦人。(2) 而且，我跟他们能交流，抽烟就是从那时学起的。老乡那烟锅子，装上那老旱烟，那劲儿特足。然后，把那烟嘴在大襟上抹抹，就杵到你嘴里了。我抽的那第一口，呛得差点没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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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那几年，我一直都是陕北人的打扮，晒得黑乎乎的。很实在地说，我还是挺享受那段时光的，很单纯。也没有觉得怎么艰苦了，怎么难过了，没有这感觉；也绝不像电视剧《血色浪漫》里那些孩子正事儿干得不多，整天净是邪门歪道、打架斗殴的。在延安，我也听说过别的村里有这样的知青，但我们村里的其他知青，都还是很实在地干活。我的感觉，我们没有那种所谓理想主义的追求，什么和贫下中农结合啦，什么要锻炼自己啦，什么灵魂深处改造世界观了……我没有。我的心态——我就是一农民，我要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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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生产队的各种劳动，各种技能，包括打草、起羊圈，我都干。有一次起羊圈时，我差点儿被砸死。我们干到一半的时候从窑洞出来打歇儿，结果那个窑洞就突然塌了，要不是赶上打歇儿，估计就没命了。到陕北的第二年，因为干活太玩命，得了大叶性肺炎，吐了血；愈后体力很差，脚部也感染了。队里分配活儿的时候，我一般的活计干不了。那时，队里有块西瓜地，就在村口的坟地里。往年都是派两个人去看瓜，两人等于队里一天要给20个工分。我说：“你给我12个工分，我一个人就行。”队长说：“你行吗？”我说：“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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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瓜地里头有棵树，我吊了根绳子，弄个板子，就睡在那里。白天的生活多惬意啊，吃瓜随便，拍开了就吃。晚上弄个油灯，还弄点书看，看累了，把灯吹了就睡了。老乡怕我害怕，有次他们带了一条狗来，拿链子把它拴在树上。谁知，第二天那狗把那链子挣断了，跑了。那坟地不知什么时候还刨出个碑来，那碑上说，这棵树上吊死过人。我说：“吊死就吊死过吧，没啥了不起的。”老乡说：“孔丹，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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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儿种荞麦，夏秋之交开花时，紫色的秆，粉色的花，漫山遍野连成一片，还是很漂亮的。我们知青有时弄点野菜啊，还养个猪啊。我第一次杀猪时，第一刀没捅到心脏上，结果猪挣脱以后到处跑，我们一群人在后边追猪。那猪跑得特快，弄得我们狼狈不堪。不过想到有肉吃了，这些都不算回事，感觉好极了。这是那种艰苦生活中一些短暂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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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时人民公社实行记工分制度，男性全劳力每天记十个工分，陕北的知识青年刚到农村时普遍是从六到八分开始记工。——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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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陕北话，陕北农民的自称。——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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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穷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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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的生活就这么一天天地过来了，我觉得很自然，但不是所谓的田园生活。因为首先是要吃饱肚子，要应付生活。但是相对来讲，下乡对我来说还是很好的一段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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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面，秦晓、三友他们在内蒙古牧区插队，可以说生活比我们更丰富，也比我们更富裕。我们始终有一个吃饱吃不饱的问题。说老实话，到那份儿上，一般知青家里也有点后援吧。我没有后援，没有这个条件。到陕北后的第一年，我挣了有三四十块钱。这年冬天，我回了一次北京，来回火车票就得40元，还有十多元的汽车票，根本买不起，一路全靠搭便车、混火车。想想看，插队回趟北京，有多么不容易啊。回到北京，我已经是无家可归、没地方住了，按北京话说，那就得靠“刷夜”。到朋友家住啊，今天住这儿，明天住那儿。那时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叫张浩云，四中老高二的，父亲在二机部工作。那时他家住在三里河那儿，我刷夜最主要的地方就在那儿。还有就是在一起插队的蔡丹江家里住了好久，他家在铁道部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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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第三年即1971年的冬天，秦晓、李三友、冯江华、路书奇他们四个在内蒙古插队的，加上我和孔栋六个人，利用农闲时间到南方“旅游”了一次。我们按照一个人150块钱的预算，预算包括：车票、住店、吃饭、抽烟等。我和孔栋兄弟俩穷，没钱。但他们几个内蒙古插队的有点资金实力，我们俩这300块钱就由他们承担了。冬天歇工后，我们先回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出发。那时候很多知青坐火车都不买票，我们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我们只买了三张到鹰潭的火车票，三个人先走，在鹰潭之前的小站下车，赶快把那三张票寄回北京。因为那时火车票六天内到达有效，还没过期。另外那三个人再买站台票进去，拿着火车票出站。大家在鹰潭会合，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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