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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老乡们不久就觉着：孔丹这娃儿是个好娃儿！像个受苦人。(2) 而且，我跟他们能交流，抽烟就是从那时学起的。老乡那烟锅子，装上那老旱烟，那劲儿特足。然后，把那烟嘴在大襟上抹抹，就杵到你嘴里了。我抽的那第一口，呛得差点没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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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那几年，我一直都是陕北人的打扮，晒得黑乎乎的。很实在地说，我还是挺享受那段时光的，很单纯。也没有觉得怎么艰苦了，怎么难过了，没有这感觉；也绝不像电视剧《血色浪漫》里那些孩子正事儿干得不多，整天净是邪门歪道、打架斗殴的。在延安，我也听说过别的村里有这样的知青，但我们村里的其他知青，都还是很实在地干活。我的感觉，我们没有那种所谓理想主义的追求，什么和贫下中农结合啦，什么要锻炼自己啦，什么灵魂深处改造世界观了……我没有。我的心态——我就是一农民，我要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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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生产队的各种劳动，各种技能，包括打草、起羊圈，我都干。有一次起羊圈时，我差点儿被砸死。我们干到一半的时候从窑洞出来打歇儿，结果那个窑洞就突然塌了，要不是赶上打歇儿，估计就没命了。到陕北的第二年，因为干活太玩命，得了大叶性肺炎，吐了血；愈后体力很差，脚部也感染了。队里分配活儿的时候，我一般的活计干不了。那时，队里有块西瓜地，就在村口的坟地里。往年都是派两个人去看瓜，两人等于队里一天要给20个工分。我说：“你给我12个工分，我一个人就行。”队长说：“你行吗？”我说：“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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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瓜地里头有棵树，我吊了根绳子，弄个板子，就睡在那里。白天的生活多惬意啊，吃瓜随便，拍开了就吃。晚上弄个油灯，还弄点书看，看累了，把灯吹了就睡了。老乡怕我害怕，有次他们带了一条狗来，拿链子把它拴在树上。谁知，第二天那狗把那链子挣断了，跑了。那坟地不知什么时候还刨出个碑来，那碑上说，这棵树上吊死过人。我说：“吊死就吊死过吧，没啥了不起的。”老乡说：“孔丹，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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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儿种荞麦，夏秋之交开花时，紫色的秆，粉色的花，漫山遍野连成一片，还是很漂亮的。我们知青有时弄点野菜啊，还养个猪啊。我第一次杀猪时，第一刀没捅到心脏上，结果猪挣脱以后到处跑，我们一群人在后边追猪。那猪跑得特快，弄得我们狼狈不堪。不过想到有肉吃了，这些都不算回事，感觉好极了。这是那种艰苦生活中一些短暂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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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时人民公社实行记工分制度，男性全劳力每天记十个工分，陕北的知识青年刚到农村时普遍是从六到八分开始记工。——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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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陕北话，陕北农民的自称。——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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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穷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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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的生活就这么一天天地过来了，我觉得很自然，但不是所谓的田园生活。因为首先是要吃饱肚子，要应付生活。但是相对来讲，下乡对我来说还是很好的一段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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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面，秦晓、三友他们在内蒙古牧区插队，可以说生活比我们更丰富，也比我们更富裕。我们始终有一个吃饱吃不饱的问题。说老实话，到那份儿上，一般知青家里也有点后援吧。我没有后援，没有这个条件。到陕北后的第一年，我挣了有三四十块钱。这年冬天，我回了一次北京，来回火车票就得40元，还有十多元的汽车票，根本买不起，一路全靠搭便车、混火车。想想看，插队回趟北京，有多么不容易啊。回到北京，我已经是无家可归、没地方住了，按北京话说，那就得靠“刷夜”。到朋友家住啊，今天住这儿，明天住那儿。那时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叫张浩云，四中老高二的，父亲在二机部工作。那时他家住在三里河那儿，我刷夜最主要的地方就在那儿。还有就是在一起插队的蔡丹江家里住了好久，他家在铁道部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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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第三年即1971年的冬天，秦晓、李三友、冯江华、路书奇他们四个在内蒙古插队的，加上我和孔栋六个人，利用农闲时间到南方“旅游”了一次。我们按照一个人150块钱的预算，预算包括：车票、住店、吃饭、抽烟等。我和孔栋兄弟俩穷，没钱。但他们几个内蒙古插队的有点资金实力，我们俩这300块钱就由他们承担了。冬天歇工后，我们先回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出发。那时候很多知青坐火车都不买票，我们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我们只买了三张到鹰潭的火车票，三个人先走，在鹰潭之前的小站下车，赶快把那三张票寄回北京。因为那时火车票六天内到达有效，还没过期。另外那三个人再买站台票进去，拿着火车票出站。大家在鹰潭会合，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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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一站是井冈山。在井冈山时，虽然已是冬天，我记得是在1971年12月31日，我们还跳到清澈寒冽的深潭里面游了泳。我们又陆续去了庐山、黄山、苏州、杭州，一路玩下来。最后结算，一个人花了100块钱，还结余了50块。我们一路抽的烟是“浦江”牌的，两毛二一包。我们当中，路书奇不抽烟，而我那时候烟瘾大，他和我是一对儿，他那份烟就归我了。那一路上苦中作乐，十分享受，拍了很多照片，那是非常美好的一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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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我们去游历之前，林彪已经倒台了。这跟我们最初对林彪的感觉是一致的。我们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所以才能够成行，否则还是会感到很压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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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出行还遇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到黄山以后，住进招待所，要了三个床位，进去了六个人。那时候黄山冬天游人也不多，那些警察没事儿干，就把我们盯上了。那时候图省钱啊，晚上我们两个人挤一张床睡觉。我们刚躺下不久，警察突然就敲门进来了，把我们带出去审讯。据说，这时的各级政府把知青视为盲流，各地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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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我们六个人分开，每个人都单独审讯。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什么背景？怎么来的？来干什么？审我的那个人好像就是他们公安局的头儿，抽的是中华烟。因为我只能抽劣质烟，对好烟很敏感，印象很深。我当时突然想到了点儿什么，“啪”地一拍桌子，说：“你还审我们？你们这儿满山都还是林彪的语录，你一条都没涂掉。林彪可是叛逃了，机毁人亡了，你知道吗？”他一下子脸就白了，说：“这个，这个，我们是传达了……”我说：“你还审我们呢？就你这事儿，就够抓起来当反革命，你知道吗？”当时他就被吓坏了，赶紧给我递中华烟。我拿着中华烟，一边抽着还一边指点着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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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住店得有证件啊。因为“文革”中王震曾经被下放到江西的抚州红星农场一段时间，有个老大哥王兴跟着他去了那里。所以我们这次出来时，就从农场开了个介绍信。他们拿我们这介绍信验证了一下，发现不是假的。那个头儿可能怕我们去告他，为表示友好，又替我们开了个黄山公安分局的介绍信。拿着公安局的介绍信，我们一路就更畅通了。那段时期，感觉特别好。林彪垮台了，党内气氛相对宽松一点儿，社会上也宽松一点儿了。这次穷旅游至今回忆起来还是如此畅快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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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窑洞里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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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插队生活的回忆，觉得那是我生活中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是实实在在的，没有那么多精神上的压力。在这个意义上，离开北京这个环境，对我可能是种解脱，这或许跟很多别的知青的感觉不一样。而且我跟村里的老乡很容易沟通，关系很融洽，他们很喜欢我。我这人性格比较放得开，给他们唱歌啊，包括外国民歌200首，这些老乡从来没听过。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金嗓子”，我也经常给他们露两手。晚上跟老乡去耕地，学陕北的信天游。说起这信天游，我现在还可以唱一段串烧，《兰花花》、《走西口》、《打横山》、《三十里铺》等串起来唱，都是那时候直接跟老乡学的歌，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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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人是性格使然，有时还爱和老乡较劲。有次说起喝酒，我说我一口气能喝半斤！有个老乡说：“孔丹，你说瞎话。”我说：“不是瞎话，不信可以试一下，要是我喝下去了，你要给我三条烟。”说着说着就急了，我们俩就一块儿奔着距村口五里路的公社去了，一路上还吵着闹着的。公社那儿有个供销社，我拿着个带铁锈的大茶缸子说：“地瓜烧，要半斤！”人家就给倒上了。我站在那儿，一口气半斤就下去了，当时特得意。赢了三条烟呢，什么感觉啊！带着酒劲，拿着赢的三条烟，就那六分钱一包的经济烟，俩人吵着闹着又回去了。这样的故事不少，非常朴实，就是普通农民实在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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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爱干净，我们那个窑洞，不管它怎么破旧，窑洞里我总是扫得干干净净的，弄一个石板，地上栽两个树杈子，横着架上够结实的粗树枝，一头打在土墙里头，把石板搭上。这样，晚上大家就能读书了，当时的消费就是买煤油。我们那时读各种能找到的书，大多是从北京带来的书。另外，我当时就觉得应该继续进修学业，因为中学的全部课程我已经学完了，所以就找了当时理工科大学的普通化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等教科书，就是大学的基础课教材吧。除了这些之外，学语言是我的一个偏好，学着玩儿，觉着很有兴味。后来又学了好几种外语，在俄语、英语以外，还学起日语来了，甚至德语课本我也学过。后来回北京后又学过法语，成为我读研究生时的第二外语。那是一种比较有节奏的生活，冬天除了一些水利工程类的活儿，基本上没有太多地里的活儿了，如果不回北京，就有时间好好看点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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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读的那些书，也记不得都哪儿找来的。我读过一本讲美国农庄生产方式的书，印象挺深。介绍他们采取的集约式的生产方式，效率很高。人在农村待着，静极思动，脑子闲不住还是要想事儿。当时我们农村的生产方式，经过1962年的调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说已经没有了原来吃食堂那种大锅饭的现象了，各家吃各家的。但一个大队里边，还是一起出工一起收工，经常开社员会。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生产力极其低下，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大锅饭。我记得那时候陕北的麦子，亩产能有个一百三四十斤，就是好收成了。要是碰上什么灾荒，也就是个二三十斤或三五十斤，甚至绝收。赶上这样的年景，粮食钱都挣不出来了，工分就更不值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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