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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是一个能量非常大的人。他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有没有过贡献？比如说情报工作上的贡献？我想也是有的。但他的手段也很厉害，在确立毛主席在七大上的权威地位方面，他起了很大作用。对他来说，“整风”就是整人，这大家都知道，他永远都是毛主席在最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的撒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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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党内既有相对稳定的力量，也有后来在中间变化的。谢富治的立场和表现就很典型，他属于后来被“四人帮”拉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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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刘邓”，“文革”中他们被定性为与毛主席对立的司令部。我对少奇同志很崇敬，小时候也见过他。当时除了毛主席的著作以外，《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我经常学习的经典。我入党时的观念就是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然后自己还加了一个“奋发有为”的修饰词，就是还得有点能动性。《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我思想上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包括传承孔孟之道啊，修齐治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里面的思想，包括“慎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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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监狱里面被学校提出来开批判大会那一次，全场喊口号：“打倒刘少奇！”这对我来讲很突然，我没有举手跟着喊。事后他们质问我：好你个孔丹，怎么喊口号你不举手？我说：唉，这得按中央要求啊，得有文件才行。中央没有明确说刘少奇要打倒啊，他还是常委嘛。中央还没有文件，这口号能随便喊吗？我的脑子就是这么想事儿的。当时我还把脖子一挺，说：“你斗我，我也不能举手。”我就认这个死理儿。我后来想，这是不是因为我对少奇同志有这个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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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革”的亲历者，特别是在不同阶段比较活跃的人们，回忆“文革”往事的同时，更要紧的是做出深刻的反思。“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我有一次对邓朴方这样提起我对“文革”的反思。他马上应道：“我们老爷子就是这样说的。”我很欣慰邓小平这样伟大领袖的心与我这样一个普通党员的心是相通的。在一定意义上，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再返回到正面，再生发出来。中国没有百年来被列强打压至积贫积弱，就没有民族复兴的历史长卷展开。没有对其他各种道路的痛苦体验和幻灭，历史和人民就不会选择中国共产党。没有“左倾”路线带来的红区百分之九十五、白区近乎百分之百的惨痛损失，就没有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确立。没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全党全国从高层领导到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冲击和反思，就不可能有比较坚定地回到曾经被极大偏离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就没有邓小平同志提出并推动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更不会有中国的未来。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让我们抛弃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种种会将我们引入歧途的各种主义和主张。历史就是这样把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转化成了伟大的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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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最早源于1965年1月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后见于《五一六通知》；此提法普遍引起人们重视是在1966年9月13日的《红旗》杂志之后。——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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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四人帮”以后，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从民间到中央，以各种方式汇集起来形成一种趋势了。但是华国锋当时没有看清这种民情和历史的趋向，还是坚持“两个凡是”，这和后来的思想解放就形成了直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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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倒“四人帮”的行动中，耿飚曾负责控制中央电视台等舆论媒体。到了1976年底，耿飚同志受命成立了中央宣传口，实际是恢复原来的中宣部。宣传口的组长是耿飚，成员有新华社的朱穆之、《人民日报》的胡绩伟、中办副主任李鑫，还有王殊等五人。因为原来“四人帮”那个理论班底的人都不能用了，他们就希望找一些政治上可靠的青年人去做具体工作。耿飚通过他的儿子，也是我的同学耿志远给我打招呼，说他们现在需要工作人员，听说孔丹不错，希望我过去工作。我其实没有和耿飚直接接触过。我同意后，就从经济所调到中央宣传口办公室当了秘书。从1977年1月到1978年夏投考硕士研究生这一年多，我就在中央宣传口的办公室工作，办公地点是在钓鱼台的17号楼，是里面最大的一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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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中，宣传口对舆论的控制很严密，包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重要社论，新华社的重要消息，我们办公室都要开会记录，传达指令。这段时间我一边工作，一边还保持着对“文革”的反思。过去，我们曾经力图正面地去探讨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它的理论体系、它的表述、它的实践等。现在政治形势完全倒过来了，那么，又怎么去看待这一理论？但是从当时中央宣传口来看，主要的控制方向是不能否定毛主席，要维持“两个凡是”，这在中央宣传口的文件中是很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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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耿飚调任国防部长，我没有应邀跟随他去做秘书。这时，中央宣传部已经恢复，我继续留在中宣部办公室工作，部长换成了原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我也经常跟他出门、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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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社会上发生了一件改变许多人命运的大事，这件事甚至改变着中国社会几十年的发展方向，那就是恢复高考。这是个历史的转折。虽然当年我们四中高三（5）班和女一中高三（1）班一起倡议过要废除高考，但当时我就抱有极大的遗憾，似乎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因为，学生是十年磨一剑，当年我要考哪个大学都不会有问题嘛！所以，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心里就一直在琢磨这事儿。但因为工作事务缠身，错过了第一次高考的机会。转年，正琢磨参加高考的事，经济所的吴敬琏给我带来个话儿。他说，我要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孔丹如果愿意，可以以同等学力来投考。他同时还说明，他不能够给予考前辅导，导师必须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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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吴敬琏会看上我，是因为我在经济所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有所了解。当时，我也有机会参加一些研究经济理论的小型研讨、座谈。人家都是经济学家、研究员、副研究员，而我是个资料员。我知道自己的身份，每次都坐在角落里。可这也不妨碍我有时发表一些对经济理论问题的看法。我都记不太清楚当时我谈过些什么了，但可能给吴敬琏留下的印象不错。他对别人说，我觉得孔丹还是很有理论思考能力的，素质不错。所以我受到了这次召唤，在我人生的历史上也来了一次跨越。咱就不上大学了，直接考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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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白天要上班，干活。晚上我就不回家，住在办公室准备功课，也叫复习吧。考试一共是五门课，有《资本论》，还有政治经济学、政治、外语、西方经济学史。《资本论》很晦涩，里面有很多黑格尔式的哲学表述。好在学《资本论》，我有长期积累，不然是不可能很快上路的。那时我每天睡眠三四个小时，非常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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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1978年7月考试，这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招生。不巧的是，在我复习的过程中，可能是太累了，我每天都胃痛，很不舒服。我就用手肘顶着，坚持着学习和工作。刚考完试，有一天在钓鱼台的办公室里上班，我突然就痛得满地打滚。我同屋的人马上叫人找车，把我送到了最近的复兴医院。医生诊断是十二指肠穿孔，是胃酸进入了腹腔，医生就开始准备手术了。我当时腹部那感觉就像用刀扎了一样疼，到医院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就写下我父亲的电话号码，让他们帮我打电话。我父亲来了一看，马上把中国顶级的专家吴蔚然请来了。吴蔚然到了就问我：“什么时候穿孔的？”我说：“大约下午五点多钟。”他说：“那你属于饭前穿孔，情况还好一点，这样没有很多脏东西进入腹腔，主要是胃酸。”他又敲了敲我的肚子，说：“噢，板状胃。你是因为疼痛，身体有个反应，肌肉绷紧，所以敲起来像木板一样。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我看这样吧，先给你试一试保守疗法，如果效果不好，就要抓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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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医院那边已经准备手术了，因为这病如果不尽快手术，搞不好就会引发弥漫性腹膜炎。我在陕北农村时，有人得这病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就这么死了。吴蔚然是大专家，他说保守疗法，就听他的。我心里也希望保守疗法。虽然我的考试成绩还没出来，可是我对自己很有信心。马上就要发榜、面试、入学体检了，我要是动个大手术，伤口怎么恢复啊？没法参加体检了啊！现在，好像入学体检不是那么严格了，当时要是体检不成，没什么通融的，这学就上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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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蔚然说：“保守治疗要六七天。”我说：“我能忍。”这样就给我插了胃管，每天抽胃液，黄绿色的，每天还输液。我比较能扛，在农村没医没药都过来了。这样，我就熬了六七天，穿孔居然就弥合了。保守疗法解决问题了，我至今也没开过刀，传统说法叫身体没漏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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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考吴老师的硕士研究生，据说全国有三百多人报考，第一名叫沈水根，我考了第二名。后来又有面试，一道道过了关，吴敬琏最后就收了我们两个做他的硕士研究生。事后才知道，其实那次我很悬，因为政治课我才考了61分，差点没及格。政治竟然只考了61分，我自己都不相信。说老实话，我这人比较自负，心想：政治课还要准备嘛？都在脑子里边搁着呢。所以就没怎么下功夫，而考卷上很多当时的语言、时事什么的，还真没答对，因为脑子里都没有。就差两分，要是59分就取消资格了。要是因为政治不及格没考上，那可就给中宣部丢人了。当时，我自我感觉最不好的是英语，翻译部分有点难度，我本以为分数能高点，实际考了八十多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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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院长是温济泽，搞新闻出身。研究生院实际还没有个落脚的地方，就借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宿舍，四个人一屋。吴老师正好住在师范大学里面，往来非常方便，我们学习中有什么问题就去请教。我考上硕士研究生这件事，就刺激了我周边的这些同学。第二年，马凯和李三友都报考了硕士研究生，马凯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李三友读的是法律。再下一年，是秦晓，他原来是工农兵学员，后来考了矿业学院经济管理的硕士研究生。四中这些同学之间就是这种效应，你努力我也努力，你成功我也要成功，互相激励，各自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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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们家又出了事。1978年，我同父异母的哥哥陈模那年才45岁，因为心肌梗塞就在我们家里突然去世了。那时，我们家的生活状况刚刚改善，与伍修权共同住在一个大院里。我父亲住在前楼，我哥哥一家住后楼。当时，他就在家里犯病了，我来来回回跑，也没能抢救过来。我哥哥原来是搞核潜艇的，“文革”前是个海军上尉。他原来就有高血压，“文革”时期挨斗，站在椅子上被人一踢，摔下来，他被整得很惨，落下了病根。他走了，全家都很伤心。我父亲是老年丧子；那年我嫂子40岁，是中年丧夫；一个儿子十岁，一个女儿八岁，是幼年丧父。在感慨中，我父亲对我说：“‘文革’中李井泉家死了好几个人，我们家只死了两个人。跟他们比，我们家也还算过得去……”我父亲他老人家怎么会这么想问题？怎么会用这种话来宽慰自己？听起来，简直是伤心欲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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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下子就想到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当年跟我一起关在监狱里的情境。他圆圆的脸，很和气的一个人。后来，他先被释放出去了。他走的时候，我跟他说：“你给我弟弟带个话儿……”他说：“你放心，我出去就给你弟弟带话儿，也希望你早点出来。”他举手向我打个招呼，就走了。可是很快得知，他一出去就被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打死了，与我顿隔生死两重天。他母亲叫肖里，与我母亲一样，也是自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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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自从插队以后，我距离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相当远，没有机会实际参与，也看不到那些内幕。现在看一些回忆录、文章讲到党内的斗争，里面很多事情是没听说过的。那时，过段时间知道林彪完蛋了，再过一段，又是批周公、批邓了，以及主席又有什么新指示发表了。但是，从到中央宣传口工作后，我就又贴近了政治生活。此后因为去读书，又中断了。但我这个读书是在北京，读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所以离中央当时的思想斗争还是很贴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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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我父亲要准备发言，对我说：“儿子，你帮我搞个发言提纲。”这时党内正经历着一场思想风暴，就是要彻底地清算文化大革命。这遇到很多阻力，遇到一些人在认识观念上的抵触。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个互相的呼应和配合，就是要对“两个凡是”群起而攻之，呼应小平同志号召和推动的解放思想。我父亲是六大的中央候补委员，七大他是大后方代表团的副团长，叶剑英是团长。八大他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九大、十大他都关在监狱里受审查，后来又是十一大的中央委员。做一个有分量的发言是他应尽的责任，也会有一定呼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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