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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插了四年队，回到了北京。怎么回来的呢？1972年，听说可以探视我父亲了。我和孔栋就琢磨，我们俩得回来一个人，照顾我父亲。我们哥儿俩为此还互相谦让了半天。后来我们去探视仍被关押中的父亲时，我父亲说：“那就孔丹回来吧。孔丹的办法多一些，认识人多一些，写东西好一点；你先回来再想办法救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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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有个机会，见到原来周总理的秘书浦寿昌，那时他任北京外语学院院长。我说：“我想给总理写封信，我和孔栋得回来一个照顾我父亲，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渠道。”他说：“好，你就写吧，我最近有一个机会，总理要来视察开会，我给你转达。”随后，我的信周总理批了，总理办公室直接发信到陕西省委。结果一路绿灯，给我办了手续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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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北京没地方住，就住在原来照顾我姥姥的保姆家，我们都叫她李大娘。当时抄家时，造反派把我家里人都赶出去了。我姥姥没人管，就被李大娘接走了。李大娘家在魏公村，那里当时还是农村，是个里外间的土房，我很长时间就住在那里，直到后来跟中央调查部要了国际关系学院里一个筒子楼的一间房子，我才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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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回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救老爹。1972年底我回到北京，1973年主要做的事情就是争取让我父亲早点出来。在探监的时候，尽管在有人看守的情况下，父亲还是给我面授机宜。他要我向两个人反映情况，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康生。说到康生时，他说，你一定要给他写信，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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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了，我父亲在苏联时就和康生关系很好，可是我父亲被江青点名关押后，我不知道康生是如何表态的。在九大召开前，确定对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处理方案时，我曾听说有一个整人的名单，康生在名单旁边一个个加以注释。康生在我父亲孔原的名字旁边写下：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口气非常之狠。叛徒是怎么回事儿呢？因为我父亲作为工人纠察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枪响了，好几个人都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他说，我还算勇敢的，还站在那里，没钻到桌子底下去。后来起义队伍失败，往潮汕地区走，半路上被打散了，我父亲曾经被军阀的部队扣了两天。这件事在他的档案中，他自己已经写明白了。但后来对这种事情很严格，要审查清楚是否投敌叛变了。他说，没有，我们说自己是老百姓，后来就跑掉了。所谓特务，是件说不清楚的事儿。什么叫特务？他本来就是做情报工作的啊。所谓里通外国，可能说的是跟苏联的情报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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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父亲叮嘱我，解铃还须系铃人。这话我记得非常清楚，所以我就将同样内容的信写了两封，一封给总理，一封给康生。这两封信都送到了，两个人看后都有批示。我的理由是我父亲的健康情况很差，希望能保外就医。总理批的意思是说：由于身体的原因，孔原可以先治疗，同时继续审查。也许是由于康生此时已经患了癌症，心态可能有些不同了。他的批示直截了当，很明确：解除孔原监护，入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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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1967年就进监狱了。他一直监禁在单间，长期没有人交流，出来时说话都不利索了。进监狱那年他60岁，出来已经67岁了。在康生患癌症快去世的时候，我父亲曾带着我到他在钓鱼台的住所去看过他。康生那时已经说不了话了，人很瘦，脸却是虚肿的。我父亲对他说：“康生同志，我感谢你，我儿子给你写信，你批了以后，把我解脱了，非常感谢。你好好养病吧。”我父亲说了这个话后，康生眼睛里还真泛起了泪光。我父亲心里太明白了。从康生那里出来后，他说：“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立刻跟了一句：“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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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1日，我父亲出狱就被直接送到了阜外医院。那一天正好也是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日子，外面正在广播——“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高音喇叭的声音至今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是解除了监护的继续审查，所以父亲在阜外医院住了一段以后，就搬到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甲5号。那个院子曾住过苏联专家，后来专家撤了。我们就住在专家曾住过的小楼里面。在这个院子里，还有一个很规整的四合院，房子也比较大。那是北洋时期外长顾维钧的府邸，孙中山在北京病危直至去世就在那里住。我们也在那里面住了一段时间。终于，我们又有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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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狱后，我就急于要有份工作。我找了街道，他们要把我分配到一个街道工厂。但是我父亲不同意，他很明确地说：“你现在不能上班，你要照顾我。你也不要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照顾我也是革命工作嘛。”我知道他当时还是很想回到调查部工作，比如说安排个顾问之类的名义。但是，当时有关的领导都不热心让他回去。他感觉很委屈，就有些想法，曾对我说：“我关在里面的时候，可没有讲过一句对他们不利的话，可现在他们都不接受我。”我说：“哎，老爷子，他们也是形势使然。你做到了不讲他们的事情，这是对的。不过人家现在这样做，也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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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夏天，王震曾要我去给他做秘书。王震当时是国务院办事组副组长，相当于副总理。因为我经常去他家聊聊天，政治倾向都很明白。那时，原来的秘书伍绍祖要离开，王震要我去接他的班。这样，我在王震那里待了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每天跟上班一样。去了第一件事，就是帮他把书柜的文件整理好，然后跟他出门或出差。有两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一件事是去北京郊区考察腐殖酸氨肥料。他努力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发展生产，因此对腐殖酸氨肥料兴致勃勃。他还是个爱学习的人，为此除了读米丘林，还读威廉士的土壤学。还有一件事是他带着我父亲和我，去了一次胶东半岛，到山东的青岛、威海、烟台一带，考察黄金矿。根据这次考察了解的情况，后来他推动成立了武警的黄金部队。我当时已经处于一种秘书的工作状态了，但后来国务院办公厅不批准，说因为对我父亲的审查还没有正式定论。因为这个原因，我没去成，由张爱萍的儿子张品去接任伍绍祖，当了王震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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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回北京的头两年就没有工作，一直是照顾我父亲的饮食起居，确实尽到了做儿子的责任。到1975年，小平同志主政那一段，我父亲就把想要重新工作的愿望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还希望把对他的审查做个结论。伍修权当时是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二部部长，他欢迎我父亲去工作。这样，我父亲1975年11月就到总参二部担任了政委。因为他原来是中央五个部之一的正部长，总参二部则是军级建制，这个安排方式对他来说虽然有一点委屈，可那时已经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小平同志能够给父亲安排工作，已经是难得之举了。父亲非常感激，欣然上任。后来，部队也给他按副总长的待遇，安排了秘书、司机、警卫员、公务员，部队的待遇比起地方来还是好多了。至此，我照顾他的职责解脱了，就开始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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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还想去街道工厂，这时父亲问我：“你对什么有兴趣？”我经历了多年的“文革”之后，一直想通过学习理论，把这个党、这个国家的曲折遭遇搞清楚，把自己的人生活明白。所以我说：“我对理论有兴趣。”他就找了很熟悉的老朋友宋一平，宋那时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负责人，他把我分配在经济研究所当资料员。我父亲说：“我也就这么点能力帮你，说起来你也就是个中学生，能给你个资料员干，不容易了。”我说：“做个资料员很好。有这么个机会能继续学习，再好不过了。”我不认为我是那种靠关系、走后门的人，但这一次还真算走了个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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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5年7月1日入党，但是转正是1975年，十年以后的事了。我是自己找到北京市委组织部的，当时那里是李立功负责。我母亲有个挚友叫李曾颉，是吴德的夫人。李曾颉和李立功蛮熟的，于是她介绍我去找李立功。我直接去办公室找李立功，他很耐心地听了我的表述，说这件事我们争取把它解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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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讲是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我父亲重新工作了，我的工作解决了，我的党员也转正了。当时孔栋还在山西雁北地区插队，这年也转到了江西老家，在南昌附近插队，条件也好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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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经济研究所，拿了平生第一次工资，月薪38块钱。38块钱在手，我觉得很富足了，那些大学生也就是56块钱的工资。在所里，我跟孙冶方是一个党支部，这也让我感到很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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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还没几天，就赶上周总理去世。1976年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那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龙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期，我父亲思想上就准备“二进宫”了。他认为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的话，这种可能性很大。这期间，我们都不敢在屋子里说话了，是在院子里边散步边谈这些事儿的，防备那些人会用很多手段，包括监听来搞我们。我们议论到，如果再这样搞下去，只有采取最特殊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了。我后来听到的，王震就曾经用手势向叶帅表达了这个意思。他大拇指朝上，再朝下，说“只有这样”。当时总理去世，邓小平又被批，大家在党内高层的期望没有了，感到没有真正的主心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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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五”的时候纪念总理，我多次去天安门，抄录诗歌标语，回来跟我父亲汇报情况。那时经济研究所按上级要求，公布了纪律，不准去天安门广场。我还是偷偷到广场看演讲，抄了些诗词，回来跟父亲他们议论，大家都感到已经是天怒人怨了。像我父亲这样的高级干部当时和天安门广场群众的感觉是一样的，脉搏也是一样的。“四五运动”就是要和文化大革命决裂，它表达出人民群众已经不能再接受“文革”的这种方式了。没有“四五运动”作为推动力，我觉得抓捕“四人帮”的正义性、合法性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四五运动”让人们了解了精神和力量的对比，了解了人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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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总去世后，我父亲就对我做了嘱托。他说，江青恨你妈妈，所以她非搞死你妈妈不可。如果他们再来搞我们的话，我可能没有机会跑，目标太大。你呢，这次一定要跑掉！不能再进监狱，再也不要落到上一次那种境遇。再进监狱，你活着出来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当时，这些老干部对形势的估计是很严峻的，认为江青一伙儿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们都知道讲纪律，但首先是要考虑生存。那一时期，很多老干部家里都在各自开家庭会议。当时就是这种想法，斗争形势已经到这个份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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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这个事情来了个急转弯，峰回路转。应该是1976年10月7日，抓“四人帮”的事就向部队高级干部传达了。那天我父亲回来，抱着我就亲了一下。我说：“啊！？怎么啦？”他说：“喝酒，拿酒来！拿酒来！”我说：“怎么了，出什么大事儿啦？”我其实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他说：“喝酒！那几个人抓起来了！”我问：“哪几个人啊？”我父亲说：“数数哪几个？”“江青……”我说，“主席夫人也能抓？”他说：“抓了！还有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帮坏蛋都抓起来了。”那一刻，我们兴奋到极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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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曾说，没有毛泽东我们至今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那么，没有华国锋主持打倒“四人帮”，那又会怎么样？虽然陈云同志指出过，这只能是特殊情况下处理问题的形式。但是斗争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候，没有这个转折，中国历史可能真要重写了。我觉得这是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一个代价最小的、效率最高的方式。如果把“四人帮”的理论形态，加上政治权力，加上残酷斗争那一套，真的实行下去，中国会怎么样？一种结果就是崩溃；一种结果就是分裂，武装斗争。以我父亲他们那种思想状态，只要毛主席不在了，那大家就反了。打倒“四人帮”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因为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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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今天看“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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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文革”，中央后来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文化大革命的整体上，从发动到它的整个过程都是加以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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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否定“文革”，对红卫兵运动也就顺理成章地要否定。“文革”的大背景是一条“左”的路线，毛主席发动它就是错误的。其中有没有积极的东西？动机好不好？我觉得历史重要的不是考虑动机，而是你真正做了什么，它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什么？现在回头看更清楚了，就是整个这十年是一个历史的反动。对于红卫兵，不管其中哪一派，什么中学的老红卫兵、“四三”派、“四四”派，什么大学的“一司”、“二司”、“三司”，工人里面的各种工总司，其实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产生的。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动能，把几亿人卷入进去，在里面经历血与火的历练或摧残折磨，是不可能被现代青年人和后来人理解的。中国怎么会出现那么一个现象，没有亲身经历的人真的不知道，更不会理解。如果从“伤痕文学”的角度看，它是一个很悲惨的历程。但是，通过文学作品解决不了对这个问题的理性认识，还是无法理解，所以要研究和了解那个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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