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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文革”中，我们身上还是存在着一些健康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也是多年积累下来的。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看到我们整个的思想倾向，是跟着左的路线走的，我们天然就接受了这种思想，而且我们也是亲力亲为、主动去推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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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么长的动乱中间，我们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我们积累起来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性；另一面我们同时都无可避免的是党的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不过是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表现而已。我们开始反校党委，后来又跟造反派冲突，但是都离不开对“文革”的最基本认识。应该说是到1975年，才开始走向彻底否定“文革”、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但从理论上否定“文革”是到1978年邓小平推动思想解放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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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批人在“文革”中有错误，要检讨、要总结这个错误，要去反思，但要给我们机会。我们和“文革”中的造反派毕竟有根本上的区别。在这个基础上，为了一部分人，或者说为了一个群体不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我写了这封信，帮助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挽救了不少同志。不过，给陈云同志写信这件事，对我个人的冲击蛮大的。我写信时有一定的精神准备，但我没有想到反应会这么强烈，这么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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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陈云同志以及政治局常委们原则肯定了我的信的基本观点，事情也得到了转变，但也有个别领导同志提出：就算孔丹这些人不是“三种人”，难道还能成为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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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听说这种看法之后，思想上对我冲击很大。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我再一次成了出头的椽子了，这件事我是付出了代价和作出了牺牲的。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一想到这个问题，我的心情就很复杂、很苦涩。“文革”初期，我的思想一直比较保守，或者说是稳健，比较理性。因为这种理性在那个时候，在错误思潮统治整个社会的时候，有它的健康性，有它的人民性。我被“文革”的浪潮推到那个位置上，我必须出面保护人们不被抄家，不被殴打，不被杀害，保护人民财产不受到侵犯，保护老同志不受冲击，由此帮助了不少人，但我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在那个背景下，我自然而然地受到总理的关注，他要发挥我们的作用。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致使我母亲成为了一个工作渠道，以致事件后来的发展结果是我怎么也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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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做的事就把我母亲连累了，江青一点名，把我父亲也卷到这个旋涡里去了。我母亲的自杀，应该说导火索是“西纠”，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不是这样，我母亲可能还不会自杀，或许还有机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幸存下来。我父亲对“文革”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冲击是必然的，但是也不会那么早就进监狱。那时候，自杀被看作是一种叛党行为，连骨灰安放都成问题。在家里，我和父亲每次谈起这些事来都很感慨。可父亲从没有指责我，说：看你这个孩子在外边胡闹，把家里弄成了这个样子。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几乎一生都抛不开这个负疚的心结。有时，我父亲也会用一种隐晦的口气说道：“唉，你妈妈要不是因为这个事情……”“你妈妈如果能活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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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家出的这些事，从心态上说，我是很纠结的，有时是在心底深处颇有悔意。今天回头看，我想当年即便没有“西纠”也会有“海纠”，没有我们这批人也还会有其他的一批人去做这件事。但是，具体到我和我的家庭，结果就会大不一样。有这个事和没有这个事，还是有天壤之别的。本来我早就应当汲取教训，但我还是那种责任感使然，觉得对的事情就去做了。结果，这次写信的事情让我又当了一次出头的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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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又把自己摆到了最高层政治的视野中。这一出头，中央文件上全有了，从政治局常委以下的领导同志都知道了我这个人，产生不同的看法也就很正常了。尽管有陈云同志批示——“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这些人不但不属于‘三种人’，而且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不用说，我当然是在那“好的”范围中了。但有的同志的印象是，就算这些人不是“三种人”，难道还能进入第三梯队、成为培养对象吗？那当然也是说我的，等于我在上面又被挂了号，我实在应当有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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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老同志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一种倾向性，觉得过去用的人很多有问题。许多领导的秘书，在关键时刻禁不起考验而反戈一击，甚至有些人投机出卖；所以，选干部子弟当秘书，是那个时期的一个潮流，觉得至少政治上可信。所以前面说过，王震同志曾要我做秘书，耿飚同志曾要我做秘书，我给张劲夫同志做秘书前后，还有人推荐我去给万里同志做秘书。万里当时是改革派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父亲和我们两兄弟经常跟他一起打桥牌，万里本人和我可以说很熟。由于我在老一代的领导人那里，凡是认识我的都觉得我是一个好后代，有能力、不张狂、可靠、踏实，所以都希望选我做秘书。但是，秘书的工作毕竟是过渡性的，于是我又面临着一次职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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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应该从政，觉得我有从政的素质，从能力到品质、从本质到形象都是一个可发展可造就的人。我自己怎么判断呢？我经过“文革”的多种历练和磨难，能力、品质、意志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是我从“文革”开始，就成了出头的椽子，过早地在政治舞台上表现，虽然很短暂，仅仅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但对我一生带来的重大影响是难以摆脱的。在写出这封信之后，我越来越清楚地感到，我是应当远离“官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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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走进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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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夫同志作为国务委员，除了主管的工作外，还分管两个改革开放的窗口，一个是中信集团，一个是光大集团。他和荣毅仁原来在北太平庄的一个院子里住过，彼此很熟悉。荣毅仁是1979年建立中信的，王光英是1983年创建的光大。成立光大时，中央给的资金比给中信的还多些。我记得是给了20亿人民币，还给了两亿美元作为进口国外先进技术和二手设备的周转资金。在那个转轨时期，很多事情都是由领导人推动的。中信就是小平同志委托荣毅仁同志组织建立的，它起到原来旧体制起不到的作用，成为一种重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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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工作关系，我跟荣老和王老两面都有沟通，他们对我印象都很好。王老就给劲夫同志写了一封信，大意说：成立光大以后，急需各方面的人才。你的秘书孔丹是个优秀的年轻人，了解经济事务，也有理论基础，能不能调到光大来，帮助我在光大发展事业。这样我就又面临一个选择问题了，当时往这个方向走叫“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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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和王军非常熟，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下围棋，有几次我是彻夜地陪他下棋，从头天晚上7点多下到次日凌晨5点多。然后他开个摩托车把我送回家，我再骑上自行车到中南海上班。这时，实际上王军已经参与了中信的创立。我把这事儿跟他一说，他说：“你到光大干嘛去，你当然是到中信来呀，要帮人也要先帮助我呀。我找荣老板去说，给你要个好位子。光大那边给你安排什么职务？”我说：“可能是考虑某个部门的负责人吧。”他说：“我也给你要这个职务。”当时王军是中信业务部的副总，他真去找了荣老板。荣老板说：“孔丹还这么年轻，你才是业务部的副总，这样吧，是不是给他搞个业务部襄理。”那时我已经37岁了，不过在当时还算是很年轻的处级干部。中信的业务部其实就是中信的核心部门，所以给我安排襄理，在当时的中信已经是很可以的了。王军就来找我说：“荣老板说给你个襄理，我能做的就是这个。不过到我们中信还是好，我们有很多好的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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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情我当时跟劲夫同志报告了。劲夫同志对我去这两个地方都不以为然，他说：“孔丹，你在政治上、理论上、工作上都还是很有基础的，我觉得你还是要在政府里工作。”这时又遇到一个事儿，段君毅当时在北京市当市委书记，他的儿子段存理是我四中同学，专门找我说：“我父亲特别喜欢你，他希望你到北京市来干。”段君毅其实已经有一个考虑了，他问我：“你现在什么级别？”我说：“副处级。”他说：“海淀区缺个副区长，你干怎么样？愿意不愿意？我们这是对年轻人的重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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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夫同志还跟我说：“不到北京市也可以，你到上海去，在经委做个副主任，直接去接触实际嘛。”当时上海市的市委书记是陈国栋同志，市长是汪道涵同志，都是华东的老同志，与劲夫同志相熟，彼此非常信任。所以劲夫同志为我做这个推荐是会非常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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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非常好的选择机会，但我还是觉得我不大适合从政了。而且我觉得，在80年代初期整个国家人们的思想都很活跃，经济运行模式正处于一个探索过程。中信和光大都是非常新的事物，值得去摸索和创新。我反复考虑之后，决定了方向，就是到企业去做经济工作。中信和光大都请我去，去哪一家？王军老大哥欢迎我去中信，当时王光英的主要助手李新时和刘基辅极力劝说我去光大。我的直觉是，中信人才多，光大人才少。光大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个更大的空间，一个更大的平台。1984年9月，劲夫同志虽然很不情愿，但看我去意已决，就说：“那还是给你一个机会去发展吧。”这样，我就到了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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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迈出这一步之后，我在很长一个时期，就没有再变动。在光大16年，又到中信十年，就这两个地方。后来王军始终用一句话调侃我：“你绕了半天又回到中信，为什么当年不直接来中信呢？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们给的官小啊。”我说：“绝对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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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六四”以后，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决定，中央直属的五大公司只留中信，其他的都撤掉。我们当时就给姚依林同志写信，反映意见。因为光大在香港已经建立了很多业务联系，如果这么一撤，会造成香港社会的不稳定。王军这时又调侃了：“让你来中信，你不来。这回把光大都撤销了，看你到哪儿去！”不过，这也许就是人的命运。好在后来中央采纳了我们的意见，保留了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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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也为王军考虑了。在我选择了去光大后，对王军说：“王大哥，我推荐一个人，秦晓，我四中的同学，‘文革’中我们是一起过来的，他能力很强，很多方面都比我强，最起码外语比我强，他干过外事局副局长的。我相信秦晓到你这儿，一定能给你帮上忙。”在王军那里，我这样认真地推荐一个人还是有一定信用的。不久秦晓到了中信，很长一个时期作为王军的主要助手；一直到调整领导班子，王军做了董事长，秦晓做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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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较为别人着想，有这个胸怀。我向来习惯讲，很多人比我强，应当受到重用，喜欢做这种穿针引线的事儿。以前我比较推崇秦晓，所以把他推荐给王军。我还曾向当时任北京西城区委书记的陈元推荐了马凯。现在马凯还说，如果不是孔丹，我不会到西城区工作，也不会从政。他的意思是，也不会发展到今天的地位。从整个国家发展的需要看，马凯发挥了他的能力和特长，起了更好的作用，他人品端方，诚恳实在，实事求是是他一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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