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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是我们的翻身年，2008年理所应当是一个丰收年。2008年上半年，金融危机的前锋已经来了。我记得年初的时候，我和高盛的CEO Lloyd Blankfein在北京有一次聚餐。当时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有一些因为经营衍生产品已经损失惨重，出现问题了，但高盛还是一直盈利的。我问他：“别人都亏了，你为什么还能盈利？”他说：“我保持了一个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我们觉得这些产品盈利已经到头了以后，就出手。”但就是高盛的CEO说这些话的时候，其他的一些金融机构却还在购入。就像后来垮掉的贝尔斯登、雷曼兄弟，这两个华尔街的老投资银行都差一点跟我们中信合作。他当时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们要做出一个比较直观的应对，Money is King，(1) 我要储备现金。要是没有能力来处理危机的冲击时，就会被各种资金的连锁反应拖垮。我的想法，就是我们要留有相当的现金储备来应对潜在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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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自己觉得我们中信的状态还不错，自我感觉良好。秋季我出访北美，从加拿大到美国纽约，那天是9月22日，周一。前一个周一，即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美国银行宣布收购美林。本来我第二天上午的日程表上，安排的就包括和雷曼兄弟的CEO富尔德（Dick Fuld）见面。人家说，这家公司没有了，已经破产了，你已经找不着他了。而在本周日高盛和摩根斯坦利按照新的监管要求必须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我去见了高盛的CEO Lloyd Blankfein、摩根斯坦利的CEO John Mack，他们谈到经营情况时都忧心忡忡。那时候，实际上是金融危机开始爆发。我有点挖苦地说：“我们还比较弱小，没有能力去承受那么多billion U.S．dollars的损失。”我说：“你看，你们比我们厉害，一盈利就多少个billion，一亏损也是多少个billion，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呢。我们的规模比不了，但目前我们经营状况尚可。”我的心情还有点看别人的热闹呢，自己觉得在企业经营方面跟他们比，还没有掉到困境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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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摩根斯坦利的解决方案就是拉日本人入股。那天我从纽约上城到下城，误了时间，约的是下午4点钟见，我4：40才到，John Mack在5点钟还要开全球的会议，就谈了十几二十分钟。我感觉他已经处于一个疲惫不堪和精神压力极大的状态。对比下来，我们还是比较稳定。我的精神状态中，还完全没有意识到一场重大危机正在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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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澳元期货合约危机暴露了，股价暴跌。这危机简单地说，就是中信泰富为了做澳洲的铁矿项目，做了个金融衍生产品，美元用一个价格和澳元挂钩。这个产品的特点是赚钱时上封顶，每一单上封顶，一共有十几单，每一单上封顶可以有300万美元的盈利；但下不保底，亏损时则不保底。这一损失，按市值算，从10月份的八九十个亿，逐渐就到了一百二三十个亿，到2008年底我们在实施解决方案的时候，已经是154亿港币的损失了。没想到我挖苦美国金融家的话在自己身上灵验了，这回给我们一把就形成了小三十亿美元的直接损失。我们整个集团一年才挣多少钱？那时候王军到我办公室来，我就问他：“王老板，你觉得这次这事儿，在中信历史上是不是最大的一次危机啊？”他说：“当然是最大的一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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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危机带来的直接问题是亏损，是按billion计算的。更严重的问题是信用。如果中信泰富因为这次损失而对银行的很多偿付出现问题，这些银行就可能止贷了，就会把原来给它的信用额度停掉。那么，整个中信泰富，我印象中是六百亿左右的负债，一旦出现问题，那我们中信集团能不能承接？这时候我已经在想，这么大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中信还能够解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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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常后来跟我说，他那段时间是真正的夜不能寐，天天睡不着觉。我呢，本来是比较看得开的人，也算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弄得晚上思考能力下降，甚至停转，早上五六点钟突然醒来的时候，还盘算这个账怎么算，这个仗怎么打。我当时还发了一个感慨：不知明年今夕是何人。我的意思就是，明年这时候我们中信还活着吗？我们还能喘气儿吗？真的就是这种想法，因为我不能预期这个后果。如果一旦中信因此垮台，成为中国的雷曼兄弟，我对上对下怎么交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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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急调研的基础上，我第一时间召开了党委会、常务董事会，在周末闭门开了一天会，从稳定大局出发，制定了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方案分两个部分。一是把澳元期货交易按三分之二的数量由中信集团接过来，按一澳元换0.7美元的价格，我们把这个合约承接过来，剩下的三分之一留在中信泰富，亏到什么程度由它自己承担；我们的方案准备是，中信集团分担一部分损失，同时还要让泰富留一部分损失。二是中信泰富不是需要补充大量资本金来应对吗，那我们中信集团就入股，但因为当时需要大额外汇资金，缺口很大，所以拟从农业银行借款，作为入资。这又是一个大事。那时候农行正在改制上市，一位领导同志听说中信要伸手要钱，恼火啊！后来搞明白中信是借钱，才批准了，说，在不影响农行上市的前提下可以借。这样，我们从农行借了1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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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怎么操作的呢？我们原来在中信泰富持有29％的股份，荣智健为首的管理层持有近20％的股份，还有些其他的股东和公众。我们建议按增发股票的安排，以八块港币一股入资。当时泰富按净资产计算差不多是每股16元，但当时的市场交易价最低时只有四元。我们出价每股八元，这个价格对中小股东都合适。但这属于重大的关联交易，中信要注资进来，定的价格合适不合适，不能是中信说了算，需要开股东大会，由中信以外的股东投票决定；结果还引发了香港一些反对派来踩场，就是到开股东会的现场来闹事，说我们不合程序什么的。但是大多数中小股东都认为中信集团负责任，市场价格四元，中信出八元买，价格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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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们亏了吗？我们也算过账，净资产是16元，我们用比净资产便宜一半的价格买股权，一点也不亏。而且关键是股民们认为我们确实是真心实意地帮助中信泰富渡过难关，是负责任的。2008年12月19日，我们的方案最后获得股东大会99％票数通过。那天，我们中信几个负责人都在香港，为了控制局面，常振明已经先接手中信泰富的CEO了。这个案例将来也许可以进教科书的，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处理危机的教材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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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按照中信承接的合同，汇率上每一分钱的变化，相当于两亿多港币。我记得，马凯有一天碰到我，见面就说：“哎，今天变成7毛1了！”他说的就是一澳元对美元的比价，连他都在关注着汇率变化。我说：“谢谢你这样关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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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2008年底前的那个周末，我们开党委会研究对策。我说，盈利100亿这个台阶对于我们的中信员工是重大的心理关口，我们好不容易冲到了160亿，好不容易冲上这个台阶，整个中信人都非常振奋，怎么能说垮下来就垮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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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中信内部员工和管理层的情绪都非常大。他们说，我们讲管理，我们讲约束，结果泰富出了这么大问题！我们一年也就挣这么多，现在倒好，这一把就亏了这么多钱，怎么交代？我说，咱们大家一定要继续共同努力，继续保持各自的正常运行，努力为中信集团的效益做贡献。当年，泰富恢复了正常运行，次年实现净利润59.5亿港币，2010年实现净利润89亿港币。中信集团既帮助泰富渡过了危机，也使集团的投资实现了保值增值，并为保持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作出了贡献。2008年这一年，经过努力拼搏，最终中信集团的净盈利是142亿，没有掉下来，还是保持了百亿以上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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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金为王的意思。——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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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兄弟俩央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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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口述史之前，想说说我和孔栋兄弟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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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陈模，是我父亲和前妻张越霞之子，他姓了我父亲本姓。陈模哥哥不幸在45岁时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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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个姐姐，从我母亲留存下来的1941年的那张照片看，她大大的眼睛，非常漂亮。由于当年工作安排顾不过来，我母亲将她托付给一个陕北的老乡，后来再去找时，据那个老乡说，姐姐不幸夭折了。我有时会突发奇想，也许那是老乡的一番说辞，是为了将我姐姐留下而编造的。她可能还在世，过着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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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家只有我和孔栋兄弟俩。我们兄弟之间感情甚笃，非同寻常。我比弟弟年长一年三个月，都是在东北生的。他小时叫东东，即东北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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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时，我很倔很愣，显得很青涩；孔栋则很乖很甜，十分讨人喜欢。我们一起长大，一起经历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和60年代困难时期，到我考上四中，就成为弟弟的“榜样”。他考初中时未能如愿进入四中，而上了六中，遂发愤读书，终于获得了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金质奖章”，比我还高一档。按当时政策，他可以择校保送，但四中当时太牛，不接受外校金质奖章的保送学生。他毅然放弃了保送其他学校的机会，而参加了中考的拼搏，终于凭真才实学如愿以偿考上四中，成为那时家里的一件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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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们兄弟俩在四中度过了高中和“文革”初期，那是我们命运交集在一起最长的一个阶段。我是学校里优秀的学生干部，他也力争优秀。我在“文革”中成为“西纠”的头头，他是“西纠”的四中纠察连的“连长”，我们一起参加过多次与造反派组织的冲突。但我们最沉重最黑暗的日子，也发生在那段时光里，那就是1966年12月23日，下午我被抓进监狱，父亲也被隔离审查，当夜母亲去世。母亲的自杀在当时被视为“叛党”行为，面对极大的政治压力，是他一手料理母亲火化的简陋后事。尔后，母亲的骨灰被孔栋背到山西省山阴县他插队的王庄存放多年，相随相伴，直至1975年母亲初步平反昭雪，骨灰才被安放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张劲夫同志是大教育家陶行知的弟子，甚为推崇中国传统的文化道德，每每提及孔栋背着母亲骨灰上山下乡一事，就赞曰：“真是大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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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我被校方强制赴延安插队，不能与孔栋一起去山西插队，我们开始了长达约十年分隔两地、各自奋争的日子。但我们兄弟时有聚会，最令我永远感动并难忘的，是1971年春我因感染大叶性肺炎吐血，体质虚弱，他从山西雁北西渡黄河，历尽艰辛，赶到陕北延长的高家川探望我，还替我出工干活挣工分。生活的困顿一直未能磨灭我们兄弟俩的斗志，我们在苦撑和奋斗中互相支持，在艰辛中不忘读书。林彪“九一三”垮台后，我们又一起分享了与内蒙古插队的几个兄弟游历祖国山河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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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底，当周总理批准我们兄弟俩只能一人回京时，我们互相推让，他坚称自己身体好，应让我先离开农村。最后还是父亲做了决定，让我先行回京。即使如此，我内心仍怀着一丝对弟弟的亏欠之情。他后来转至江西南昌小兰公社继续插队，我则在京陪侍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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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孔栋得到了一个成为工农兵学员的机会，进入了江西工学院，比我早四年摘掉高中生的帽子。我则是到1978年直接考取了硕士研究生，我把这称为兄弟俩的“交替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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