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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视万丈光芒在天国之门的黑暗里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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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那些记忆都将消失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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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泪水消失在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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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纳博科夫说：“就像一道短暂的光缝，介于两片永恒的黑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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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博尔赫斯所言：“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是我们永远处于焦虑不安之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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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意义消散的恐惧，贯穿生命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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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们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看透了世界的平庸并愤怒不已。但就像萨特所说，人是一种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无休无止、软弱无力的来来往往。对自我实现的渴望，总能激发人性中不安于现状的一面，冀求摆脱共性迈向个性。而一旦开始，这种内外之间的游移不定就成为一切苦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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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锁链越铰越紧，逐渐，妥协了、接受了，与现实融为一体，乏善可陈地活着。世界越来越坚固，你对现实基本无能为力。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捶的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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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意义而不可得的茫然与空虚，乃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物质的丰饶使人生的困境早已不是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衣食无忧人畜无害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不开心的人，也可能偏偏因为绝望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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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在喧哗与躁动中，我找到了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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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我明白，知道做不到，等于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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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明白，活着不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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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明白，所谓启蒙，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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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明白，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当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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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明白，去私欲可以让人快乐，可以跳出意识的层面，穿透因缘和合的“假我”把握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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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明白，求之于心而非，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求之于心而是，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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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明白，作为人，何谓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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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亚当斯所说：“美德是由完善的宪政造成的结果，而不是造就宪政的原因。”人人大谈道德却无视规则、不知群己权界的国度，最终只会沦为《镜花缘》里的“两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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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厘清制度和文化的关系，我开始了50万字的跋涉。在第二本书《中国误会了袁世凯》截稿之日，若有所思地写下“人之病，在国体；国之病，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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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成坏人，从改良旗手到独夫民贼，袁世凯的转变无非为“路西法效应”做了又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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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比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都走得更远，却未能摆脱兴勃亡忽的周期律。洪宪梦碎30年后，当一批从延安采访归来的记者向宋美龄赞扬共产党人的廉洁奉公和富于理想时，第一夫人注视着长江，说：“如果你们讲的都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真正尝到权力的滋味。”（《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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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片制定规则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了破坏它的土地上，难道人人都会变成自己曾经反对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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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曾提出“好人政府”的概念，主张由社会贤达把政治作为一项事业来经营。但历数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从唐绍仪到熊希龄，皆为一时之选，却劳而无功，不得不令人对政治道德化深表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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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嘉庆皇帝为例。庙号“仁宗”的他亦步亦趋地按圣德典范行事，如履薄冰，戒慎恐惧，把他老爸晚年的毛病都改了。乾隆晚年那叫一个贪，临死前，有人在新疆叶尔羌地区发现一块两吨重的玉石。乾隆很高兴，说赶紧运来，让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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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玉石还在运来的路上，乾隆却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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