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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是现实世界的隐喻。普通人对世界的认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接触的媒体。因此，电视出现后，总统没有了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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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像宋代思想家张载区分“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一样，知识与智慧有着本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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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孔子号称“韦编三绝”，也早已赶不上现代人的阅读量。而即使把春秋时全天下的竹简搜罗到一起，也没有微博一天的信息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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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六祖惠能不识字，你能说他没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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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经三千部，曹溪一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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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知识是做加法，看到事物的不同，那智慧恰恰相反，通过去除盖在真相上面的东西，看清事物的本质和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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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都生活在求不得的痛苦之中。酒桌上、手机里，每天都听到、看见无数与己无关却使焦虑成倍放大的垃圾信息，却没想过其实远离喧嚣，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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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人的目光开始从关注外界到回归自我、回归内心。无论社交工具还是新闻客户端，移动互联时代，举凡成功的产品都有一个特点，即把最有价值的信息推送给最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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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盛和夫认为，真理的布是由一根线编织出来的。找到线头，追本溯源，从洋务运动的变器物到新文化运动的变思想，构建互联网思维的哲学基础，是时代的题中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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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写作《顾准传》的过程中我意识到，重塑社会价值观，不能依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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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道统”被“治统”打压、利用、欺骗和强奸的血泪史。从来都是权力选择思想，而非思想获取权力。无论激进还是保守，德治还是法治，刘歆还是朱熹，任何一种思想，一旦走入专制权力，几乎都会变成同一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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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观之，孔子其实是没有权力的王莽，王莽则是得到权力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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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顾准反思道：“革命家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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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鲁迅在演讲中发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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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破门而出的娜拉，其无远弗届的能量甚至感召了美国牧师吉姆·琼斯，成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宣扬社会和种族平等的人民圣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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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族歧视还很严重的60年代，琼斯接济贫民，帮扶黑人，打造了一个守望相助的进步团体。但随着威望日涨，野心愈大，他开始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甚至控制教徒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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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吉姆·琼斯唆使党徒杀害国会议员赖安，并威逼利诱900多名教众同他一道服毒自杀。至此，无论人民圣殿教有过多么美好的过往，都永远被钉在邪教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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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正如顾准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所说：“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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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政治学的内涵应当是“对最高权力进行限制”，而不是为其涂脂抹粉，把某个人、政党或者国家送上至高全能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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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战争前，平民思想家托马斯·潘恩用《常识》《人权》等脍炙人口的小册子点燃了美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被尊称为“公民潘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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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只是一个鞋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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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士绅”在中国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从写作《盛世危言》的买办郑观应，到公然抗命的银行家张公权，再到清末咨议局里推动立宪的张謇、汤寿潜等衮衮诸公——在董仲舒写下“正其义不谋其利”的两千年里，商人从未如此华丽的在历史舞台上集体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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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历代改革家的共同愿景，虽说为了促进商品流通不乏“唯官山海而已”（盐铁专营，放活微观）的政令，但一俟国库告急，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汉武帝为敛富人之财而颁布的“告缗令”即为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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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盛宣怀奉李鸿章之命接手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他担心企业步入正轨后被政府收回，向幕主建议道：“股商远虑他日办好，恐为官夺，拟改为‘总厂’，亦照公共章程，请署厂名，一律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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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织布局”到“织布厂”，一字之易，大有微妙。而以盛宣怀浸淫官场之深，亦惧其朝令夕改，过河拆桥，日后刘鸿生、卢作孚的悲剧，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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