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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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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抗”（东路抗日根据地）北临长江，南接太湖，东至上海，西通南京（时为侵华日军总部及汪伪政府所在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是敌我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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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抗的一年，顾准主抓宣传工作。他负责的江南社旗下有一报一刊，还有十几条船，船上设有流动的图书馆，便于在水乡供抗日军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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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苏北的盐阜区财经处处长骆耕漠（1908—2008）向华中局组织部要人，把顾准抢了过来给自己当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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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耕漠是闻名沪上的经济学家，与顾准虽不曾谋面，但神交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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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阜区是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所在地，也是陈毅、刘少奇和饶漱石等高级领导的活动区。在盐阜的半年里，顾准多次参加高层会议，对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内斗争》里谈到的问题颇有感触。比如他在反对“过火的党内斗争”时引用的“利刃割体伤犹合，恶语伤人恨不休”，比如他曾旗帜鲜明地否定个人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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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淮海区的一把手李一氓（1903—1990）也听说了顾准的才干，又把他从盐阜区调到了自己麾下，仍任财经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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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上任后，顾准放开手脚对全区的经济进行统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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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银行设立，顾准兼任行长，发行“淮海券”。同时，发放商业贷款和春耕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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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手段的成功应用使淮海区的经济迅猛发展，李一氓逢人就说：“我请来一个财经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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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苏北三大根据地之一，淮海区的党政机关实行军事供给制，等级分明。副处级以上配马，有专门的干部服，吃饭开小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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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久了，一股官僚主义的习气弥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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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影响，加上骄傲自满的情绪，顾准也免不了栽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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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日军大扫荡中，淮海区党委被迫紧急撤离。然而，银行的印钞厂还存有大量待发的淮海券，必须就地销毁。顾准犹豫再三，最后命副行长前去执行，自己则掉转马头，往枪炮声稀少的方向疾驰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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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躲到一个老乡家，隐蔽了两个月，其间只收到一张转交的字条，是淮海区党委一个常委路过时留下的，大意是：现在局势混乱，你在原地埋伏，等候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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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只是常委同志在情急之下的私人意见，顾准却误以为是区党委的决定。直到等得花儿都谢了，日寇已经开始建立据点，才发觉苗头不对。他打听到党委的新址在泗阳县，迅速起身前往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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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一役，苏北根据地地盘缩小，盐阜区和淮北区合并为苏北行政区，黄克诚任区委书记，李一氓为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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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一些人对顾准的“逃跑”行为严重不满，觉得他党性不强，需要回炉重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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晾了一个多月，李一氓宣布处理结果：你去延安学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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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紧绷的心弦刚刚松弛，李一氓又补充道：“没有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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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从苏北到延安三千里的路必须徒步完成——考虑到一路上战火纷飞，艰辛程度堪比从日喀则磕长头到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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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默默地背上行囊，跟两个同志一道，心情复杂地踏上了“朝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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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陇海铁路，长途跋涉来到驻跸在莒县的山东军区。休整了几日，编入新四军四师赴延安同志团，在孔石泉的带领下开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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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昼伏夜出，赶至枣庄附近。在刺眼的探照灯光下小心翼翼地越过铁路，心惊肉跳得像在玩战棋游戏“抗日地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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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曦既驾，一行人安全抵达炊烟缭绕、饭香扑鼻的村庄“佛山后”。正要端起碗来吃饭，忽然，一人急匆匆地进门报信，说伪军已经进村，大家赶紧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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