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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作为上海地下党干部,离开革命圣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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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他摇身一变,变成了顾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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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共产国际业已解散,党员缴纳的党费又杯水车薪,中共不得不绞尽脑汁筹措经费。华中局在党中央的建议下,成立了许多由党委投资、以私人名义注册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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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称作“党产”的企业同工商局备案的其他公司表面上一样,但活动能量却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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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可以调动大量的资金,利用军队、地下党等各种关系网进行内外贸易,一些海外华商和国民党大员为了追逐高额回报,也暗中同“党产”公司秘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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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华中局书记邓子恢(1896—1972)批准,华中财委指定由顾准来负责华中区的“党产”工作。腰缠万贯的顾老板大笔一挥,“利丰棉业公司”挂牌营业,汪璧担任会计,协助他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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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先搞大规模的棉花收购与出口,继而扩大到棉纱、棉布等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最后利用地下党的关系开拓了上海市场,使利丰逐渐成为远近闻名、如日中天的“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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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一鼓作气,又兼任了鸿济外贸、大成贸易等公司的总经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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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产的“总舵主”,顾准每天过手的资金成千上万,但他克己奉公,以清教徒般的自律将所有利润全部上缴,不留一个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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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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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华中党产摊子铺得太广,一时难以收手,为处理好善后工作,顾准在大军压境的危情下依然坚持了三个月,才同李一氓一起向山东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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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区是山东最为富庶的地区,在此,顾准同中央财政经济部的秘书长薛暮桥(1904—2005)展开了一场耐人寻味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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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渤海区在财政厅长顾准的经营下,生产的粮食完成上缴和储备后仍有大量积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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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经过一番考虑后,决定趁此机会帮老百姓提高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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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的敌占区正好缺粮,粮价很高。顾准颁布了一条新规,准许治下有富余粮食的农户拿出一部分到敌占区的市场上交易,换取他们各自所需的物品,尤其是区内短缺的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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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下达后,渤海区的百姓欢呼雀跃,纷纷推着小车去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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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顾准又在边界设卡,照章收税,大大提高了区委的财政收入,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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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一消息传到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薛暮桥不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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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经济部领导中共在全国的财经工作,薛秘书长给顾准发去了申饬的电报,说他资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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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战争的考虑,当时的解放军严禁对敌占区输入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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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顾准对薛暮桥的论调却不以为然,他发了封辩解的电报,不谈什么苍生大义、阶级敌人,而是从尊重常识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切切实实地为百姓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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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桥固执己见。两人通过电报你来我往,谁也不能说服对方,一直处于胶着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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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中共党员皆信“真理不是权威的孩子,而是时间的”。因此,无论是中财部部长董必武,还是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副书记陈毅,都静观这场辩论,并不插嘴或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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