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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在接管中，尚能盈利的民营企业都被华东财委要走了，留给上海的只有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如自来水厂、发电厂，顾准想要开源节流，异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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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企业家人心惶惶，骑墙观望，都不敢扩大生产。社会矛盾也空前激烈，工人视业主为“反动派”，有的甚至认为应该像土改一样把工厂的资产直接分给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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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顾准采取的办法是：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打击偷税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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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到民国，税制管理一直十分混乱，偷逃现象严重。逃税越多，税率越高；税率提高，逃税更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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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本清源，顾准把过去遗留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悉数废除，并公布了一项新规：允许私营企业按人民币物价重估全部财产价值，使之接近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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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饱受多年通胀之苦，账面金额与实际资产严重不符的实业界来说，可谓久旱逢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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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顾准连续在税务局主管的《税务通讯》上撰文，阐述自己试图建立依法征税体制、反对运动式征税的观点。四十多年后，经济学家戴园晨在一篇文章中回顾道：“这种依法还是不依法的争论，当时以顾准的去职告终。而今，税收的随意性仍是经济工作中的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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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具体的征税方案，顾准则大胆采用了税政处副处长吕若谦的建议：自报实交，轻税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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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税率很低，给正在复苏的工商业创造了宽松的经营环境，也为暂不熟悉业务的共产党税务人员提供了学习的时间（曾有税务干部看到一家人露天摆了十几桌办喜事，上前查问酒席是否交税）。但在抽查稽核中，遇有瞒报或少报的，则课以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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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下政策后，署有顾准大名的征税公告贴满大街小巷，并在报纸上全文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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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二十年，上海市民发现，顾大才子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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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两个月，新政旗开得胜，不仅税金大量入库，通胀也有效遏制——顾准的工作得到了陈毅与陈云（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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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满满的他找到地政局长汪维恒，建议同自己联手，以地价税回收外滩的“万国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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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维恒极力支持，同后来官至外交部部长的黄华（1913—2010）一道从旁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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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中国不承认过往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底气十足的顾准对私有土地估价后征收重税。上海解放后，洋商们陷入经营窘境，此刻又面临天价的税单，一个个直冒冷汗，只好将各自的豪华建筑拱手相让，以抵交欠税，而后溜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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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任何没收政策，却肃清了西方列强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顾准的“逼走法”很快被推广到各大城市，外资企业相继以和平的方式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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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如此不可（顾准传） 谁敢在顾准手里逃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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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之初的上海，经济任务繁重。既要从财力上支持肃清残敌、调运粮食、供应煤炭、抢修公路桥梁，又要疏散、救济十几万难民，清除城市垃圾、恢复交通秩序，还要为市民注射防疫针、改造租界供水系统各自为政的紊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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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上海还苦苦支撑着中央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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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确保社会稳定，在资金支持上，顾准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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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高效的工作离不开科学的团队建设。据时任顾准的秘书陈新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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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顾准突然对我说：“我总是觉得自己一个脑袋实在不管用，接触面不广，考虑问题的局限性很大。我们能不能想个法子，把全局员工调动起来，号召大家面对严峻的形势，都来动脑、动口、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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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拧着眉头，紧闭着嘴唇，额头上显出深深的皱纹。忽然，他伸出左手狠劲往下一劈，朝我道：“对，来个‘大脑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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