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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才舒了口气，并点燃一支自己最爱的飞马牌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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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马烟是新四军当年生产自救时由二师烟厂创建的品牌，虽说后来同“中华”齐名，但因用料低廉、工艺简陋，事实上是劣质烟。但顾准酷爱这一品牌，对它怀有深厚的革命感情，长期只抽飞马牌香烟，结果死于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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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新政府在国际饭店的丰泽楼大宴上海各界人士。陈毅市长邀请梅兰芳、周信芳等艺术家为全体军政干部上演了《贵妃醉酒》《打渔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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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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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个物价飞涨的烂摊子，工业也陷入瘫痪状态。一万多家工厂，只有30％维持开工；面粉业由于北运道路不畅，产量不到内战前的十分之一；占工业总产值75％的轻纺业，也因缺原料、无销路，基本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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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止通货膨胀、恢复上海经济，是摆在顾准面前最急迫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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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稳定物价，新政府用人民币从市民手中兑换一钱不值的金圆券。但因物资供应跟不上，成了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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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局财委和市政府反复研究，提出两个空洞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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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繁荣上海工商业的生产与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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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极增加政府的税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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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在接管中，尚能盈利的民营企业都被华东财委要走了，留给上海的只有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如自来水厂、发电厂，顾准想要开源节流，异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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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企业家人心惶惶，骑墙观望，都不敢扩大生产。社会矛盾也空前激烈，工人视业主为“反动派”，有的甚至认为应该像土改一样把工厂的资产直接分给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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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顾准采取的办法是：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打击偷税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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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到民国，税制管理一直十分混乱，偷逃现象严重。逃税越多，税率越高；税率提高，逃税更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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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本清源，顾准把过去遗留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悉数废除，并公布了一项新规：允许私营企业按人民币物价重估全部财产价值，使之接近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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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饱受多年通胀之苦，账面金额与实际资产严重不符的实业界来说，可谓久旱逢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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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顾准连续在税务局主管的《税务通讯》上撰文，阐述自己试图建立依法征税体制、反对运动式征税的观点。四十多年后，经济学家戴园晨在一篇文章中回顾道：“这种依法还是不依法的争论，当时以顾准的去职告终。而今，税收的随意性仍是经济工作中的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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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具体的征税方案，顾准则大胆采用了税政处副处长吕若谦的建议：自报实交，轻税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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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税率很低，给正在复苏的工商业创造了宽松的经营环境，也为暂不熟悉业务的共产党税务人员提供了学习的时间（曾有税务干部看到一家人露天摆了十几桌办喜事，上前查问酒席是否交税）。但在抽查稽核中，遇有瞒报或少报的，则课以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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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下政策后，署有顾准大名的征税公告贴满大街小巷，并在报纸上全文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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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二十年，上海市民发现，顾大才子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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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两个月，新政旗开得胜，不仅税金大量入库，通胀也有效遏制——顾准的工作得到了陈毅与陈云（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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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满满的他找到地政局长汪维恒，建议同自己联手，以地价税回收外滩的“万国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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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维恒极力支持，同后来官至外交部部长的黄华（1913—2010）一道从旁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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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中国不承认过往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底气十足的顾准对私有土地估价后征收重税。上海解放后，洋商们陷入经营窘境，此刻又面临天价的税单，一个个直冒冷汗，只好将各自的豪华建筑拱手相让，以抵交欠税，而后溜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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