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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就有小道消息称顾准是野心家，曾放出豪言说，“三年之内当市长，五年之内当总理”。顾准对谣言置若罔闻——反正陈市长是知道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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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北京批量抽选地方干部去中央任职。财政部想调顾准担任预算司司长，陈毅征求他意见时，得到的答案是：“服从组织的决定。但我是上海人，更愿意在上海工作下去。”于是，陈毅同意他继续留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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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官场将调入中央部门戏称“入阁”。有同事问顾准“何时入阁”时，他说：“入阁后就成了‘盆景’，长不成‘乔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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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说顾准权欲熏心，陈毅第一个就不信。对这个治理上海的得力助手，陈市长是既信赖又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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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而资本云集的上海征税指标远远高于全国任何一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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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受损，顾准和潘汉年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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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分管统战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最多吃些闭门羹。而直接从资本家口袋里“抢钱”的顾准就惨了：一边跟中央讨价还价，替上海工商业说话；一边又得完成上级压下来的任务，极力筹钱。最后的结果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两面不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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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资本家当着顾准的面恶狠狠道：“交税没有，要命倒有一条！”四分之三的税户开始逃税，私营工厂的厂长恶意停产，煽动工人向劳动局要工资，更有甚者，竟给顾准寄来一堆匿名恐吓信，扬言要砍掉他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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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也不容易。以实业大王刘鸿生（1888—1956）为例，当年的大中华火柴公司占据全中国火柴市场的半壁江山，此外还涉足水泥、煤炭、纺织等多个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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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板在上海滩叱咤风云，是租界工部局（租界最高行政机关）的五位华董之一。抗战爆发后，日本军部胁迫其出任上海商会会长，刘鸿生当场拒绝，连夜乔装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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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转到重庆后，蒋介石宴请刘鸿生，并承诺他只要在大后方发展工业，国民政府将给予原料和资金的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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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办厂需要设备，刘鸿生派儿子率人潜回上海，拆除了纺织厂的机器，经历了整整两年险象环生的大搬迁，最后数百吨设备还是在中缅边境成了炮灰。刘念智逃进野人山原始森林，九死一生才跑回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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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生惊魂一场，落得财亡人疲，无奈之下进了体制内，当火柴烟草专卖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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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刘鸿生听到一则从解放区电台发出的专门针对他的广播：请刘鸿生先生留在上海，不要走。解放军保证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保护刘氏所有工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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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刘的儿子已加入共产党，各种苦劝，刘鸿生打定主意，留下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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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还是被国民党特务强行挟持到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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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后，刘鸿生避开日渐松弛的监视，乘邮轮离港，先是在北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得到“共产党将保护民族工商业者的私人财产，他们可以保留过去的生活”的承诺，接着回到上海重新接管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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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生的回国在全国工商界引起极大震动，他被任命为华东财委委员，成为共产党怀柔政策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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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时，刘鸿生却有上错花轿嫁错郎的感觉，写信给陈毅抱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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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债买了十几万，现在要交款，还要纳税、补税、发工资，存货卖不动，资金没法周转，干脆把全部企业交给国家算了，办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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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意外，公安局长扬帆奉陈毅之命亲自赶到顾准家，要给他配备警卫。顾准坚决不同意，争执之下，最后只增加了一名警卫员和一条警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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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勉力完成了几次摊派后，实在撑不住了，写信给陈云求救，说实在收不上来了，赖账的、哭穷的、自杀的、假自杀的都有，请求中央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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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上级下令，逐步调低了对上海的征税额，以稳定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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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和顾准终于长长地舒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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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联系到紧随“三反”之后的“五反”，那么对顾准的罢官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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