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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得出的结论是：“我看社会主义社会，长时期内还需要夫妻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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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毛泽东早就断定，私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他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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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资本家后来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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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营，你也生存不下去。为什么？劳资纠纷不断，就是工人斗你，你也不能开除他，工人即使不干活也得发工资。企业原料不足，业务不足，国家把金融、原材料等全部控制好了，私营企业拿不到，给你的原材料，也是价格两样的。工人的组织——工会已经成立，税务机构也比较完善了。我们是走投无路了，不要说厂里，连家里的钱都拿到厂里开支，到最后家都破产了，资本家的风险和压力很大，也就没什么内在的积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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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火朝天的1956年，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看上去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问题，但敏感的人还是从中读到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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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学者从制度层面开始了破冰式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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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孙冶方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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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紧随其后，惊世之作《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草就，也在《经济研究》上全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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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无与伦比的勇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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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全部细节，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全部预见，也不可能全部预见的。为什么现在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呢？应该从这个体系的内部关系的分析中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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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的结论是：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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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一文首次在中国提出“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如果当时便能得到重视，至少能够少走三十年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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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顾准就是改革开放的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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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夫对顾准没有占据领导岗位始终心怀不安。正巧周恩来指示中科院成立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由另一个副院长竺可桢（1890—1974）兼任主任，张劲夫便提名顾准当副主任（正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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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顾准早已“觉今是而昨非”，准备大隐隐于市了，若再想把他拖回庙堂，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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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劲夫也不是吃素的，以善于做老顽固的工作著称。在他不厌其烦的劝说下，不忍一再拂人好意的顾准最终勉强答应，但有一个条件：必须保留他经济所研究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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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顾准不想再以身犯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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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科院各部门的习惯是由党外科学家担任正职，突出专业性；党内干部任副职，强调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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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和竺可桢一见如故，配合默契。并深知肩头的担子不轻，且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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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考会要勘探全国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在顾准到来前已经初步制订了六个省十二年的考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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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工作便是和竺可桢陪同一位著名的苏联植物学家视察海南的橡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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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私下向顾准透露，他很早就反对在气候复杂、台风频繁、土质不适的海南岛大面积种植橡胶树，但因该项目由斯大林亲自监督，便强行上马。果然，在广阔的华南农场，放眼望去，除一小片区域种植成功外，大多已是满眼的枯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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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痛心疾首地告诉顾准，亏损后，苏方片面违约，拒绝按共同经营的原则承担经济损失。竺可桢无奈，只好邀请这位90岁高龄的苏联植物学权威来到海南，实事求是地发表意见，力争缩小摊子，降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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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闻言，深感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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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京后，中科院召开常务会议，听取竺可桢海南之行的考察报告。会后，顾准协助撰写了《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呈交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引起高层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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