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嵖岈山带头放卫星，虚报粮食产量，宣称亩产小麦已达3530斤（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也只有500斤）。《人民日报》发来贺电，以《卫星社坐上了卫星》隆重报道，称“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作美丽的幻想和神话的东西，于今一桩桩地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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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中科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详尽而“科学”地论证道：“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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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钱又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发表《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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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并深深地影响了最高层的决策。后来，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周小舟、李锐等人夜谈时回忆：“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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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信阳西平县的和平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体验版）宣布小麦亩产7320斤，经新华社报道后，震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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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委指示西平县委和城关镇委核查，结论是高额丰产完全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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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情不忍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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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遂平放出卫星后，信阳市委书记路宪文（1919—1993）找到西平县委书记，说西平的条件比遂平好，亩产一定要超过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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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委的指示下，西平县委召开全县干部大会，中心议题是解决小麦高产的数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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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县委要求各农业合作社自报产量。报得多交得多，谁也不敢拿自己的肚皮开玩笑，因此各社相继报了比较客观的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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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领导很不满意，一再施压，又报出400斤、600斤的亩产，还是难望嵖岈山之项背。领导急了，分别谈话，动员以往产量较高的和平、猛进两个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大讲“思想有多高，产量就有多高”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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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社长见气氛不对，只好你追我赶地把产量往高了报，直至和平社放出7320斤的大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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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蒙混过关，和平社用两辆大车从12个生产队拉来14640斤麦子，堆放到两亩“试验田”里，然后向县委报喜，县委再组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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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平县出名后，吸引了24个省市的参观者，前后达三个月之久，甚至连苏联都专门来电，要求中国政府介绍西平小麦“丰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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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是虚的，征收却是实的。西平的农民因不满县委发射超级“卫星”，爆发群体性事件，三百多人被打死，七千人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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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信阳大乱，成千上万的农民扶老携幼，不断涌向京广铁路，企图扒上开往北京和广州的火车，以求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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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宪文下令各县派出武装队，在主要路口设岗拦截。农民无处可逃，只得含泪就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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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如影随形地降临到这片“恐怖世界、黑暗世界”（河南省委事后向中央检讨中语）。“三年自然灾害”中，河南非正常死亡人口逾200万，死亡牲畜74万头，荒芜土地440余万亩，为全国最惨烈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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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誉为河南鱼米之乡的信阳地区受灾尤为严重，饿死100多万人，许多乡村绝炊绝户，浮肿病肆虐，饿殍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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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封锁消息，路宪文命令各县全面检查邮件，扣押了一万多封向外界反映情况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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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粮食危机还是很快烧进了各大城市。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发现，在北方寻常可见的卷心菜居然成了“配给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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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政府号称粮食增产了102%，但城市粮食配给的定量却被削减了，卷心菜第一次登上配给物资的列表，之后肥皂也开始需要配给，每人每月的食糖被减低到略高于1磅。沿海的广东出现鱼肉短缺，上海则难以买到肉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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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60年6月，北京的库存粮只够7天销量，天津仅够10天，上海已无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度日，连一向作为中国粮仓的东北三省和四川都向中央告急要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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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最大的钢企武汉钢铁厂存米无多，工人们只好发明“超声波蒸米法”：把大米连蒸几次，使之膨胀而能“填饱”肚子。清华大学的发明则是“增饭法”：一锅下米300斤，水要逐步加入。先干煮40分钟，然后第一次加水120斤；过15分钟，第二次加水200斤；再过15分钟，第三次加水520斤；在米下锅后，最后加水100斤，等10分钟，就可开饭。这一办法在当时被当成重大科研发明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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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不久前还在为“粮食多了怎么办”日夜攻关的科学家们专门“研制”了“代食品”，如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曲粉、人造肉精等。这些“新生事物”看上去很厉害，其实就是把原本作为肥料或喂猪的玉米、小麦秆子碾碎了当粮食吃，而所谓的“人造肉精”则是一种食用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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