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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我早起记笔记，冯顺站岗，也参加烧火。他利用灶火火花，观察我写什么，也侦察我茶缸里烧什么。冯对沈出奇地恭顺，目前属于告密者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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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得到了沈的表扬。沈说我“接上头”了。这其实是笑靥迎人政策的结果。我近来每见沈必招呼，他不瞅不睬我也招呼，这就合乎他的心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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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右派分子的摘帽，无非是一种政治上的勒索。北京宣布140余人（摘帽），都是为了照顾政治影响，潘光旦、浦熙修之类都是。对广大的右派分子，是绝不放心的。局势越紧，防范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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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的改造表现再好，不过是求苟全性命而已。什么摘帽子，摘了帽子能如何改善环境，都是采秀（顾准妻子）式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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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帽子，眼看是一场骗局。遍地哀鸿，人相食，灾荒报丰收，打肿脸充胖子……右派分子如何能摘帽子？只能来个10%左右，备备节日气氛，做一个政治勒索的资本，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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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政治态度应该继续下去——做一个历史观察家……新局面开始前，沉默自全，跟着走，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为后世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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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当无处控诉时，唯一可做的就是把它记载下来。在后来集结成册的《商城日记》中，顾准怀着绞痛，记录着浮肿、死亡和冰冷的统计数字之外那一个个死者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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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的周为凤，肿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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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仁鑫一家死完，剩下一个小孩，人家给他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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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附近路上倒尸二起，系工地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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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畈附近一个生产队，七十余人死了三十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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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室张的哥嫂同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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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问题已不在死人不死人，而在死些什么人。黄渤说，父亲死了，死了没啥。孩子死了，死了也没啥。哥哥死了，是糟糕的，诚哉斯言（哥哥是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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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禁锢不许人说人话。顾准写道：“医生若说是饿死的，医生就是右派，或右派机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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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褪去了廉耻的面纱，暴露出生存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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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队的家当都是靠收集破烂撑起来的，不能辨明什么是偷什么不是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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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妇女分不清是姑娘还是媳妇，只要有吃的，自愿留在那里给人当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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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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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惚间，顾准甚至怀疑中央不搞马列主义而改搞马尔萨斯主义（通过提高人口死亡率和降低人口出生率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之间保持平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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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死掉一些孩子与老人，达到了马尔萨斯主义的目的，若死强劳动力过多，则是大大的纰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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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宣战的战役，然而中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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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给下放的右派定了粮食供应指标，虽已大为缩水，倒也不至于饿死。同周遭炼狱般的景象相比，劳动队竟成了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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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有《顾准日记》，使我们得以对当时的人祸之惨状，有更直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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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四日 晨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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