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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刚一关，他便跟换了个人似的，严肃道：“谁说我不反对‘三面红旗’？我就是要反对，反对到底！”把迎接他的家人彻底吓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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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犀利地指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农民就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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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也说：“如果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也不检讨，将给我们党造成恶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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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之下，毛泽东当着全国七千名代表做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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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陈云下基层，回家乡青浦县的小蒸公社做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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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郊的青浦县自古便是富足的鱼米之乡，可“大跃进”后，这里的农民只能顿顿喝稀粥。吃不饱饭时，竟把原本用作绿肥的红花草吃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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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等人走在小镇上，见许多农家门口晾着麦秆。据当地人说，这是生产队碾麦后分给农民的。家家户户都把麦秆重新晾晒后放在簸箕里搓，能搓下不少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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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问一个农妇，到底能搓下多少麦子。农妇说，攒起来有一斗哩。陈云大惊，并很快猜出了答案：农民故意在打麦场上不碾干净，等把麦秆分回家后再仔细弄，如此便能多得些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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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感慨道：“我们不能多拿农民的东西，你要拿，他们总有办法应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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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去参观公社的养猪场。干部们告诉陈云，去年一年公社养猪没赚到钱，反而亏了3.8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要负担16元。陈云算了笔账：允许私人养猪时，平均一头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6％；实行公养后，一头母猪全年平均只生四五头苗猪，死亡率竟高达89％。强烈的对比，又让他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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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陈云惊讶的事还在后面。傍晚，他听到小镇上合作商店的店员吆喝：“棒冰，棒冰，两分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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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很好奇：棒冰应该论根卖，怎么会用碗卖呢？出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棒冰是上海做的，通过国营商业渠道运到县里，再从县里用汽车、小船运到各公社，再往大队、小队分，到了基层的商店，早就化成了棒冰水，店员舍不得倒掉，只好用碗来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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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听后摇头叹息：现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区划来管理的，不合理，可又改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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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蒸公社靠近黄浦江，过去有许多渔民下午开船到江上捕鱼，清晨运到上海城里去卖。但实行统购统销后，青浦县禁止渔民私自贩售，捕来的鱼必须运回青浦，卖给国营的县水产公司及其下属的收购点，再由其统一运到上海，以保障供应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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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来回运输，耽误了时间，把活鱼生生运成了死鱼。无奈之下，渔民只好把鲜鱼做成咸鱼上交，从此，上海城里的鲜鱼越来越少，甚至连咸鱼也因运输费和手续费，价格比以往高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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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听说后，找来青浦县委和水产局的负责人谈话，劝他们准许渔民直接去上海卖鱼。对方很为难，说如果这样做，必须改变现在的供销社制度。陈云听罢，沉默良久，深深地叹了口气，对秘书说：“我一个党中央的副主席，连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实在对不起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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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近二十年里，上海市民只能吃到黄浦江里的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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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老乡交谈时，陈云问：“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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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答：“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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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意味深长道：“我虽然是好人，却办了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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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京后，陈好人给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写了封信，并附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豆》《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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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契机，中国走上了一条务实建设的道路。刘少奇等人抓紧来之不易的机遇，主持恢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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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花烂漫，冰雪消融，顾准欢欣鼓舞，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他又一次对党的前途充满了信心，正如三十年前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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