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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得最大的贡献是分清了“理想主义的民主概念”与“经验的、描述的、制度的以及程序的民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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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敏锐地觉察到，只有读懂了熊彼得，中国才有可能从以暴易暴的治乱循环中走出；才不会假自由之名，去干剥夺他人自由之事；才不会接二连三地涌现李自成、洪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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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冶方听闻译著杀青，非常高兴，积极利用自己的影响去推动该书的出版。本来商务印书馆已经答应承印，却因紧张的政治形势而搁浅，直到1979年才践诺，将这部珍藏了15年，纸页已经发黄的译稿一字不动地出版，以告慰顾准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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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如此不可（顾准传） 第七章 物是人非事事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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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是像老舍、傅雷等传统知识分子那样以死明志，还是如林昭、遇罗克等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般拼死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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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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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千古艰难唯一死，但顾准并不打算为理想而死。他要为理想忍辱偷生，瓦全于世，用余下的生命去探究这吃人的“革命”到底从哪儿来，又往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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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如此不可（顾准传） 康生的《罗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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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到中科院发表讲话，说代表党中央，号召大家进一步活跃思想，争取在学术上多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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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顾准经过两次打击，也该学会安分守己，明哲保身了，但一听周扬的讲演，他又激动了，不但以“群星灿烂”来形容这篇报告，还自学起高等数学来，想为进一步钻研经济学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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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顾准身边的数学家检验，顾准竟无师自通地达到了数学博士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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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骆耕漠召集政经组讨论张闻天的经济论文。文中，张闻天呼吁用经济方法领导经济，一切生产计划都不应违背价值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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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是医治“左”倾顽症的良药。顾准看后虽觉气味相投，但仍感前总书记还没说透，便在家中赶写了一篇附和的文章，在肯定张闻天观点的同时，提出：“目前在我国应大力提倡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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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政经组学习“毛选”。顾准冒着生命危险酣畅淋漓地宣读了一篇“学习体会”，跟当时“反修备战”的浪潮大唱反调：“当前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应该学习德、日、法、意等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经济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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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了心要把真理坚持到底的顾准，即使在家，也不忘同子女交换意见，普及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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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泽东让全国人民都向雷锋学习时，顾准却告诫青年人“不要堕入盲从”。并且，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应该倡导‘民主个人主义’，允许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凡人不当英雄和模范，但必须让他们拥有做一个普通人应得的各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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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顾准将孙冶方布置的“命题作文”《粮价初探》交给他。已感到黑云压城的孙看都没看便意味深长道：“今后，你就不要参与这项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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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没听出弦外之音，不悦道：“如果你认为我不适合在这里工作，我从哪来回哪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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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冶方急忙摆手：“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看你还是在这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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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个月后孙冶方被陈伯达和康生（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定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顾准方才如梦初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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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兆出现在不久前红旗杂志社组织的一场座谈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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