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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沈昌文在其风靡知识界的《阁楼人语》一书中坦承：“我是一个怯懦者，想到而大多不能做到。当年在编发顾准前辈的文章时，就有过应当允许‘跪着造反’的念头。但临了还是扣住不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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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慰人心的是，三联的品牌杂志《读书》选刊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部分章节和顾准的另一篇文章《科学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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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年轻读者陈申申在看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手稿后，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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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深刻的思想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启示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他的理论贡献是历史性的。若不是得益于他的学问，他精辟的见解，他清晰明快的语言，我们至今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还会陷在迷雾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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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的责编在审读文稿后，反应非常积极：“全稿文字凝练晓畅，笔锋犀利，激荡人心，读来爱不释手。”并认为，“作者竟能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其智慧和勇气实在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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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似乎已成定局，陈敏之连序言都写好了，满以为不日便能收到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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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料，1989年，一场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波又使这本书遗憾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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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还是香港的三联书店伸出援手，出了繁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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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印数有限，一经发行，便告售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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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这边则被大量复印，竞相传阅。顾准的英名，也随着那些凝聚着智慧与心血的文字渐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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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在陈敏之的多方奔走下，《顾准文集》终于由贵州人民出版社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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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囊括了顾准几乎所有的重要文章，在读者中间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巨大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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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这才知道，早在50年代顾准即已首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早在70年代初，面对如火如荼、席卷宇内的“文革”，顾准以“戴罪之身”，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反思如何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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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著名学者钱理群将《顾准文集》同《鲁迅全集》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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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世纪两个‘真的人’写的‘真的书’。借用鲁迅的话说，这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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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如此不可（顾准传） 附录2 名家评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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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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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多年来我多次出访，经常被国外的一些知识分子质问：“你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以及在以往所有那些受迫害的日子里，怎么那么逆来顺受？那么一再检查？那么甘愿改造？那么沉默无言？你们为什么不思索？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控诉？为什么不怒吼？你们的知识分子究竟在干什么？”每被这样追问，我都万分愧怍，无地自容。如今有了这个戴着镣铐问天的顾准，有了这本在炼狱中诞生的《顾准文集》，总算稍觉心安，总算可以昭示世人：在冰河下火种未绝，在屠刀前仍有不屈的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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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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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是一个才华横溢、个性鲜明的奇人。和他有过接触或读过他文章的人，对于他作为学者的渊博学识和犀利言辞都会有极为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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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都还只是顾准的外部特征。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顾准，其内在特征，我想是在于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言人所未言。例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同希腊罗马一样，发展起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的本质以及应当怎样来对待；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蓬勃的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取得真正的进步；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格自发波动来调节生产等等，都是长期聚讼纷纭，人们莫知所从的。顾准都一一做出了自己的解答。他的见解往往惊世骇俗，却又有理有据，使人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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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曾经自陈，他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尤其倾心这种文明的先驱——希腊城邦文明。然而，他却为希腊世界因个人利己主义的恶性膨胀而造成的种种败德行为而黯然神伤。他说，我写《希腊城邦制度》“本来是有感于希腊在那种小邦林立，相互竞争之中，个人的创造性发挥到顶点，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所以要写，想歌颂它。可是写着写着，对于林立的小邦相互之间的自相残杀，甚至不惜勾引希腊的宿敌波斯……对这种不顾大体的行为实在受不了，不知道应不应该歌颂，有点迷惘了”，并使写作一度“卡壳”。可见顾准对个人主义绝不是全面肯定，而是有批判、有选择的。改善物质生活的要求显然无可指责，但是，争取更多的物质消费并不是人性的全部。特别是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应当有更高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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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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